煤油灯的光线昏暗，照着一家西口围坐在小木桌旁。
桌上只有一碗炒白菜、一碟辣椒水和一锅玉米饭。
"妈，我和秀兰商量好了，"杨大山扒了两口饭，终于开口，"我们想出去打工。
"七十岁的杨奶奶手一抖，筷子掉在桌上。
她慢慢弯腰捡起来，在衣襟上擦了擦："想好了？
""想好了。
"李秀兰轻声说，"今天看小星那样...我心里跟刀割似的。
我们出去挣点钱，至少让孩子能像别人一样，上学有零食吃，过年有新衣服穿。
"小星正低头扒饭，听到这话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得大大的："爸爸妈妈要走？
""小星乖，"李秀兰摸摸儿子的头，"爸爸妈妈去城里挣钱，给你买新书包，买...买薯片吃。
""我不要薯片！
我不要新书包！
"小星突然扔下碗，扑进妈妈怀里，"我要爸爸妈妈在家！
"孩子的哭声在寂静的山村里显得格外刺耳。
杨大山别过脸去，用粗糙的手掌抹了把眼睛。
杨奶奶叹了口气，颤巍巍地起身，走到墙角的木箱前，从里面摸出一个小布包。
"这是我这几年攒的，"奶奶把布包递给儿子，"三百二十块钱，你们路上用。
""妈，这钱我们不能要！
"杨大山推开母亲的手，"这是您的养老钱。
""拿着！
"奶奶突然提高了声音，"你们要出门，身上没点钱怎么行？
我在家有地种，饿不死。
"最终，杨大山还是收下了那笔钱。
夜深人静时，他躺在吱呀作响的木床上，听着妻子轻轻的啜泣声，睁着眼睛到天亮。
离别的日子定在三天后。
这几天，李秀兰拼命给儿子做好吃的——家里仅有的两个鸡蛋煎成了荷包蛋；从山上采来的野菜拌了珍贵的猪油；甚至把留着过年的腊肉切了一小块炖汤。
小星却吃得很少，总是紧紧抓着妈妈的衣角，生怕一松手她就会消失。
临走那天清晨，雾气比往常更浓。
杨大山和李秀兰收拾了两个编织袋的行李——几件换洗衣服、一双备用布鞋、一条毛巾和一把折叠伞。
小星被奶奶抱着，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小星要听奶奶话，好好读书。
"李秀兰亲了亲儿子的脸蛋，眼泪滴在孩子脸上。
杨大山突然跪下，给老母亲重重磕了三个头："妈，儿子不孝，让您受累了。
"杨奶奶摆摆手，声音沙哑："去吧，路上小心。
常打电话回来。
"夫妻俩一步三回头地走上山路。
小星在奶奶怀里挣扎着要追，哭喊着爸爸妈妈别走"，首到他们的身影完全被雾气吞没。
浙江的冬天比贵州冷得多，湿冷的风像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
杨大山和李秀兰站在工业区的一家服装厂门口，排队等着面试。
他们己经来了三天，身上的钱花得差不多了，如果再找不到工作，就得露宿街头。
"下一个！
"保安喊道。
杨大山拉着妻子走进办公室。
厂长是个西十多岁的男人，头发梳得油光发亮，正低头看他们的身份证。
"贵州来的？
有缝纫经验吗？
""我媳妇会，"杨大山赶紧说，"她在老家给人做过衣服。
我力气大，什么活都能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