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夏天，上海的梅雨季像一块湿透的抹布，捂得人喘不过气。
周砚躺在合租房的上铺，盯着天花板上泛黄的霉斑。
下铺的兄弟在打游戏，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响，耳机里漏出“团战！
快上！”
的嘶吼。
墙角的空调是坏的，扇叶转起来像哮喘病人喘气，吹出来的风带着股铁锈味。
他刚结束在“创想广告”的第一周实习，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挤两小时地铁到市区，晚上十点拖着灌了铅的腿回来。
实习工资每天八十块，扣除来回地铁费，够买三碗兰州拉面——还得是不加蛋的那种。
“砚哥，明天周末，出去撸串不？”
下铺的兄弟摘了耳机，转身仰着头看他。
这兄弟叫赵鹏，在附近的汽修厂当学徒，嗓门大得能震碎玻璃。
周砚摇摇头：“不了，得改文案。”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笔记本，上面是客户打回的第N版修改意见：“不够年轻化缺乏网感再接地气一点”。
他对着这三行字看了半小时，只觉得脑子里像塞满了湿棉花。
赵鹏咂咂嘴：“你们文化人就是累，不像我们，拧拧螺丝就完事儿。”
说完又戴上耳机，键盘声重新炸响。
周砚叹了口气，爬下床去阳台。
合租的西户人，阳台被塞得像个杂物间，晾满了衣服，洗衣粉的香味混着楼下垃圾桶的馊味，是这座城市底层出租屋的标配。
他掏出手机，余额显示376.5元——这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离交下个月房租还差两千多。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母亲发来的短信：“儿子，在那边还好吗？
钱够不够？
不够跟家里说。”
周砚手指悬在屏幕上，打了又删。
他想说“妈，这里蚊子太多，咬得我睡不着”，想说“客户总骂我写的东西是垃圾”，想说“我有点想家”，但最后发出去的只有：“挺好的，别担心，工资够用。”
关了手机，他靠在晾衣绳上，看着远处写字楼的霓虹灯。
那些灯亮得刺眼，像无数双眼睛，冷冷地盯着他这个外来者。
他想起毕业那天，班主任拍着他的肩膀说“周砚文笔好，去上海肯定有前途”，当时他攥着毕业证，觉得未来像铺开的红地毯，现在才发现，脚下全是碎玻璃。
凌晨一点，赵鹏终于睡了。
周砚在客厅的餐桌上改文案，台灯是从旧货市场淘的，光昏黄得像快熄灭的烟头。
他写了又划，划了又写，纸上的字越来越乱，最后干脆把笔扔在桌上，盯着窗外发呆。
楼下的夜宵摊还在吆喝，喝醉的人在路边吵架，一辆洒水车慢悠悠开过，水溅在人行道上，映出路灯的影子。
这就是上海的夜晚，热闹得让人孤独。
周砚突然很想吃老家的槐花饼，母亲做的，甜丝丝的，带着点清苦味。
他摸了摸肚子，咕噜噜的叫声在寂静的客厅里格外清晰。
第二天一早，他顶着黑眼圈去公司。
电梯里遇见个穿白裙子的姑娘，扎着马尾，手里抱着一摞文件，低头看的时候，睫毛在眼睑下投出一小片阴影。
周砚认出她，是同部门的，好像叫林薇，比他早来半年。
“早。”
姑娘抬头，冲他笑了笑，眼睛弯成月牙。
“早。”
周砚慌了神，手忙脚乱地按了15楼，指尖差点戳到按钮上的“关闭”键。
电梯上升时，他偷偷看她。
她的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涂着透明的指甲油，抱着文件的手指纤细，骨节有点发红，大概是常年握鼠标磨的。
到了楼层，林薇先走出电梯，回头又笑了笑：“新来的实习生？
我叫林薇，以后有不懂的可以问我。”
“嗯，周砚。”
他点头，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有点痒。
那天的文案，他改到中午终于通过了。
总监把打印出来的稿子拍在他桌上：“还行，有点进步。”
周砚捏着那张纸，指尖微微发颤。
走出总监办公室时，林薇端着咖啡杯经过，冲他举了举杯：“恭喜啊。”
他突然觉得，这杯速溶咖啡的味道，好像没那么难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