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脑海中，他永远是个眼角堆满皱纹、拄着竹杖在巷口摸索前行的佝偻身影。
父亲的眼睛像两颗蒙尘的玻璃珠，灰白浑浊，那是我们家族遗传的诅咒。
从我出生那刻起，这诅咒就同样烙在了我的眼球上。
1998 年的冬天格外冷。
那时我五岁，父亲四十二岁，我们在城东老旧的筒子楼里相依为命。
父亲总说我们很幸运，因为隔壁李婶会帮我们买菜，楼下王叔每月都来修漏水的管道。
每天清晨，父亲都会用布满老茧的手指抚过我的脸庞，然后背着褪色的蓝布琴袋出门。
他的二胡声是这片街区最熟悉的声音，从菜市场门口的樟树下，到人民公园的凉亭里，那些叮当作响的硬币落入搪瓷杯的声音，就是我们的生计。
那场改变我们命运的大雪来得毫无预兆。
我记得父亲那晚回来得比平时都晚，竹杖敲击地面的声音在楼道里回荡时，我正用盲文课本练习摸读。
忽然，一阵细微的呜咽混在风雪声中飘进来。
"央央，你听见了吗?"父亲僵在门口，雪花从他肩头簌簌落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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