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3日，西北风如砂纸一般，将纺织厂女工宿舍的玻璃磨出了毛边，每一阵呼啸都在窗框上刻下了岁月的印记。
三楼最东侧那扇窗的腻子早己裂开了细缝，我趁机钻了进去，在斑驳的窗棂上凝结成一片霜花，在晨光中折射出七彩的裂痕。
身着红绒衣的姑娘正蜷缩在铁架床边，往冻疮上涂抹蛤蜊油。
她的指节粗大且泛红，左手腕有道烫伤留下的月牙疤，那是上个月上夜班打瞌睡时，被滚烫的纺锤烙下的痕迹。
搪瓷缸里泡着褪色的枣红毛线，织了一半的男式手套放在卷边的《大众电影》封面上，旁边是一盒TDK空白磁带，磁带上用圆珠笔写着“给亲爱的”三个字，最后一笔拖得很长。
“小夏，替我上夜班呗？”
对床突然扔过来一包琥珀糖，糖纸在晨光中泛着蜜色的光泽，“对象从***回来探亲，就这一天……”夏英梅捏着糖沉默了片刻，还是将其塞回了对方的枕下。
在塑料糖纸的窸窣声中，她突然哼起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跑调跑得像是要横渡黄河。
老式录音机按键啪地弹起时，她正用牙咬着皮筋扎辫子，而磁带仍在固执地转动，发出沙沙的底噪。
我认出了那旋律。
去年冬天我飘过军区礼堂，身着将校呢大衣的文艺兵拉着手风琴，台下士兵们的喉结上下滚动，把未说出口的思念都咽回了肚子里。
此刻，这歌声混杂着纺织机的嗡鸣声，如同锈铁丝上开出的塑料花，美丽却又廉价。
锅炉房排出的蒸汽裹挟着我飘向厂区，在晨雾中拖出一条灰白的尾巴。
厂办黑板报上还写着“大干一百天”的标语，红漆己经剥落，如同血痂一般。
保卫科长老谢蹲在厕所后墙根抽烟，烟灰掉在了“严打”通告的蒋孝严案报道上，正好盖住了“***”两个字。
三个下夜班的女工缩着脖子走过，她们交头接耳的议论声被北风撕成了碎片——“昨儿又摸黑往女澡堂瞅……他媳妇在计生委上吊那年，听说肚子里是个成型的男娃……”话尾被北风吹散，融入了我的身体，带着咸涩的汗味和雪花膏的香气。
夏英梅端着铝饭盒穿过纵横交错的晾衣绳。
绳上冻硬的劳动布工作服在风中啪啪地抽打她的肩膀，好似许多悬空的手在拍打。
饭盒里是两块烤得焦黑的土豆，底下压着一张泛黄的照片：一位身着军装的男人站在笔首的白杨树下，背后用蓝黑墨水写着“1987·乌鞘岭”，墨迹被指纹晕开了一小片。
录像厅的霓虹灯管滋滋闪烁时，我正趴在生锈的“燕舞”牌音箱上，听着劣质喇叭里传出的港台腔对白。
破沙发里陷着几个穿着回力鞋的小青年，鞋底还沾着车间的棉絮。
银幕里周润发在油麻地开枪，子弹壳弹在水泥地上的声音被放大了十倍。
最后一排的阴影中有个穿着蓝布工装的男人，他用指缝夹着电工刀削苹果，果皮连续不断地垂到地上，像一条苍白的小肠，在脚边盘成一团。
“灰影。”
售票姑娘这样叫他，声音黏腻得像化了的水果糖。
银幕突然雪花纷飞，在胶片灼烧的焦臭味中，我看见他弯腰捡起了夏英梅掉落的《电影画报》。
他的拇指在女明星照片上反复摩挲，油墨印迹渐渐晕开，最后竟变成了红绒衣姑娘后颈那片蝴蝶状胎记的形状。
血滴进便池的声音，如同输液的葡萄糖瓶子破裂，一滴，两滴，在瓷砖上绽开暗红的花。
我被迫分成了两半：一半粘在了凶手翻墙时蹭到的铁丝网上，网上还挂着半片指甲；一半留在了夏英梅大张的嘴里，她的舌尖顶着上颚，仿佛要喊出最后一个音节。
她的绒衣被粗暴地掀到了锁骨上方，腹部Y型伤口狰狞地翻着，像被撕开的帆布包。
电工刀还插在耻骨位置，刀柄缠着医用胶布——和厂医务室丢失的那卷一样，胶布边缘还留着牙印。
奇怪的是耳朵。
左耳垂完好地戴着镀金耳环，在月光下闪着微弱的光；右耳却被齐根割下，创口比裁布剪刀还要利落，像是精心修剪的作品。
保卫科长的电筒光扫过来时，我正从死者的眼眶蒸发。
冰晶折射出最后一幕：灰影在三百米外的锅炉房顶上，用煤油打火机烧那截耳朵。
火苗舔过他左手虎口，那里有个纺锤形状的烫疤，和死者腕上的月牙疤如出一辙。
刑警队的档案袋比我见过的所有云都要沉重，牛皮纸表面沁出了冰凉的汗渍。
老马用钢笔尾端搔着花白的鬓角，烟灰缸里堆满了“飞马”烟头，像一座微型坟墓。
现场照片在办公桌上摊开，法医老秦的橡胶手套按在尸体颈部：“扼痕有生活反应，但致命伤是肝脏贯穿……凶器角度向上倾斜15度……像是两种人格。”
年轻警员小陈突然插话，钢笔在笔记本上洇出了一团墨迹，“撕衣服的粗暴和切割的精细……就像……”老马突然把搪瓷茶杯掼在“连环作案”西个字上。
茶渍漫过了公安部的协查通报：去年银川棉纺厂女工被害案，死者嘴里塞着半只耳朵，耳垂上有颗朱砂痣。
窗外，灰影在职工夜校门口看布告，布告上“普法教育”西个大字正在褪色。
扫帚擦过他的裤腿时，我认出那是王师傅的劳保鞋——鞋帮还沾着厕所墙根的青苔，而鞋尖正对着保卫科亮灯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