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宛如一片被遗忘的碎布，悬在潮湿的晾衣绳上，看着李红霞用冻得泛红的手指往搪瓷缸里插上柳枝。
她的指甲缝里还残留着夜班操作纺锤时沾上的灰白棉絮，手腕上却突兀地戴着一块从香港走私来的电子表——黑色表带在她苍白的皮肤上勒出一道红痕，宛如一道永远无法结痂的伤口。
“小夏要是还在……”同屋的女工刚开口，便猛地咬住嘴唇，将后半句话和唾沫一同咽了回去。
王建国从配电室的阴影中钻了出来，蓝布工装的下摆滴着昨夜检修留下的污水。
他经过晾衣区时，带起一阵阴冷的风，把李红霞放在窗台的《歌曲》杂志哗啦啦地翻到了《血染的风采》那一页。
我趁机扑向他鼓胀的工具包，在缠绕的电工胶布卷内侧发现了几点可疑的褐渍，那纹路极像干涸河床上龟裂的泥土。
三号纺织机的轰鸣声中，隐隐夹杂着不规则的咔哒声，好似有什么异物卡在了齿轮之间。
我顺着电线钻进控制箱，看见那盘被黄色胶布固定住的磁带正在缓缓转动。
李红霞的操作台上，红色急停按钮的塑料保护罩不知何时被整个拆除了，***的金属触点在日光灯下泛着危险的冷光。
“又卡线了？”
车间主任用沾满油污的皮鞋踹了一脚机器外壳。
王建国蹲在基座旁假装检修，螺丝刀尖却有意无意地划过李红霞***的小腿。
姑娘像触电般缩了缩脚，此时录音带正好转到某个空白段，喇叭里突然爆发出刺耳的蜂鸣——那声音就像有人把高速旋转的纺锤硬生生地捅进了录音磁头。
保卫科张干事闻声赶来时，王建国己经若无其事地合上了控制箱。
他虎口处那道陈年伤疤在惨白的日光灯下泛着青紫，而工具箱最底层，那卷医用胶布又莫名其妙地少了三格。
工人文化宫录像厅的吊扇在闷热的午后嗡嗡作响，银幕上正在放映《红高粱》。
我趴在放映机滚烫的散热孔上，看见王建国独自坐在最后一排的阴影里。
在银幕上颠轿的红色浪涛中，他正用手术刀片娴熟地划开一盘磁带，黑色磁粉像凝固的血迹般淌在《电工手册》扉页上——那里贴着一张泛黄的“1976年度先进生产者”合影，有个女工的脸被刀尖戳得千疮百孔。
“王哥也爱看这片？”
不知情的青工递来一瓶冒着水珠的汽水。
他合上书页时发出意味深长的叹息：“九儿死那段……像极了我娘。”
突然的停电让整个放映厅陷入黑暗。
在人群的骚动中，我瞥见他往喝了一半的汽水瓶里倒了什么粉末。
瓶底残留的泡沫上，浮着几粒未完全溶解的白色晶体——那形状和医务室丢失的安眠药一模一样。
刑警队的老式录音机缓缓转动着夏英梅那盘作为证物的磁带。
老马突然按下暂停键，在放大镜下，某段磁迹上呈现出规律的划痕——像是被人用回形针反复刮擦了几十次。
小陈把频谱分析仪接上电源，绿色波纹在《月亮代表我的心》柔和的旋律中，突然出现一个诡异的锯齿状凸起。
“是哭声。”
技术员调整着旋钮，“女人的啜泣声，被混进了伴奏里。”
窗外春雨渐渐密集，水滴在铁皮屋檐上敲出催眠的节奏。
我飘过物证科时，看见法医正在台灯下比对两枚耳廓模型。
银川案的那只耳垂上有颗明显的黑痣，而夏英梅的……在相同位置有个针尖大小的穿孔，像是被什么尖锐物刺穿过。
李红霞的电子表闹铃在深夜准时响起时，整栋女工宿舍的保险丝突然爆出火花。
我在浓稠的黑暗中看见王建国的胶底鞋无声地踏过三楼走廊。
他手里拿着改装过的测电笔，尖端闪烁着诡异的蓝光。
当他的手按上李红霞的门把时，工具包里突然传出微弱的音乐声——那盘被没收的磁带竟然自己在转动，播放着《何日君再来》的变调版本，每个音符都扭曲得不成样子。
保卫科的手电光扫过来的刹那，他敏捷地退进消防通道。
黑暗中，我听见他口袋里金属物品碰撞的轻响：是一枚生锈的纺锤，和半张1976年的电影票，模糊的日期恰是7月28日。
今夜我学会了在磁粉的河流中穿行。
那些氧化铁颗粒里藏着被电流封印的记忆：穿白裙的女人被按在轰隆作响的纺织机上时，角落里收音机正播着“抗震救灾简报”。
她的血滴在电路板形成短路时，三百公里外的唐山，有座钟楼的指针永远停在了3点42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