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决裂那一年,我二十三岁,正值人生最彷徨的年纪。记忆中的那个夏天,
风总是带着一股灼热而黏腻的气息,仿佛能把人的希望也一并黏在看不见的角落。
记得那是七月的一个黄昏,闷热的空气仿佛凝固了,连院子里的老槐树都耷拉着叶子,
无精打采,知了声嘶力竭地叫着,更添了几分烦躁。我刚从县纺织厂下班回来,
灰蓝色的工装上还沾着细小的棉絮,身心俱疲。厂里机器轰鸣声仿佛还在耳边嗡嗡作响,
三班倒的生活让我的脸色看起来和那老槐树叶一样,缺乏生机。堂屋里的光线有些昏暗,
父亲坐在他那把磨得发亮的藤椅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
他的脸色阴沉得像暴雨前的天空。母亲则在灶间忙碌着,
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显得比平日更急促些。一种不祥的预感像藤蔓一样悄悄爬上我的心。
晚饭吃得异常沉默,只有筷子碰碗的声响。终于,父亲放下了碗筷,重重地咳了一声。
我知道,该来的总会来。不知是谁,也许是好心的邻居,也许只是巧合,
把我收到深圳那边录用通知的消息传到了父母耳中。那张薄薄的纸,被我藏在枕头底下,
却像一块烧红的炭,烫得我日夜不安。“听说……你背着我们,在外面找了个工作?
”父亲的声音不高,却带着山雨欲来的压力。我心跳漏了一拍,放下碗筷,
手指在桌下绞在一起。“爸,我……”“是不是?是不是要去那个什么深圳?!
”父亲的声音陡然拔高,震得桌上的茶杯嗡嗡作响。他的脸瞬间涨得通红,额头上青筋暴起,
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母亲闻声从灶间跑出来,围裙上还沾着水渍,她惊慌地看着父亲,
又看看我,嘴唇哆嗦着,不知该说什么好。“爸,妈,”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尽管心脏已经跳得像要冲出胸腔,“是有这么个事。
一家外贸公司,招文员,月薪有三百块……”三百块,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数字,
是我在纺织厂工资的三倍,是我能抓住的、离开这潭死水唯一的稻草。“三百块?
三百块就能买你的命吗!”父亲怒吼道,“你知道外面是什么世道?一个姑娘家,跑那么远,
人生地不熟,被人卖了都不知道!上个月老李家的闺女跑去海南,这都多久了,音信全无!
你也要学她,让我们急死吗?”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手里的帕子已经湿透了。“小娟啊,
你就听你爸一回吧。一个女孩子家,安稳稳最重要。你王阿姨介绍的小陈多好,在机关工作,
铁饭碗,人又老实……”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小陈,
那个见面只会憨笑、话题离不开单位福利的男人,想到要和他过一辈子,我就感到一阵窒息。
“爸,妈,现在时代不同了,都改革开放了,多少人南下闯荡,都闯出了名堂。
我不想一辈子待在纺织厂,每天听着机器声,看着一样的脸。我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想试试自己能走多远。”我试图解释,声音里带着恳求,也带着一丝倔强。“外面的世界?
你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书,就是把你的心看野了!”父亲气得浑身发抖,“光耀门楣?
咱们家不指望你一个姑娘家光耀门楣!你就本本分分嫁人,生孩子,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孝顺!
”“嫁人?然后像你一样,一辈子围着锅台转,伺候公婆丈夫吗?”这话冲口而出,
我看到母亲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你……你个混账东西!”父亲彻底被激怒了,
他猛地抓起桌上那只他泡了十几年茶、视若珍宝的紫砂茶杯,狠狠地摔在地上!
“啪嚓”一声脆响,碎片四溅,有一片划过我的小腿,留下一条细细的血痕,
但当时我完全感觉不到疼痛,只有一股冰冷的绝望从脚底升起。陶瓷碎片躺在地上,
像我们破碎的亲情。屋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母亲压抑的啜泣声。看着地上的碎片,
看着父亲因盛怒而扭曲的脸,看着母亲无助的眼泪,一股前所未有的叛逆和决绝涌上心头。
这个家,这个让我感到窒息的地方,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好,我走。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异常平静。我冲进那个属于我的小房间,胡乱地从柜子里扯出几件衣服,
塞进那个用了多年的、半旧的行李袋里。动作快得像是在逃离一场瘟疫。母亲追进来,
死死拉住我的手臂,眼泪滴在我的手背上,滚烫。“小娟,妈求你了,别任性,
外面不是你想的那么好……你这一走,
可怎么办啊……”我看着母亲满是泪痕和操劳印记的脸,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痛。我热爱他们,
但另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对既定命运的不甘——推着我,
让我一根一根,掰开了她那双因常年劳作而粗糙不堪的手指。那一刻,
我觉得自己像个冷酷的罪人。走出家门时,夕阳正好,
橘红色的光芒斜照在门楣上那块“光耀门楣”的匾额上。那是曾祖父中举时立的,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油漆斑驳,却承载着这个家族曾经的荣耀和对后代的期望。
我没有回头,怕一回头,看到父母的身影,所有的勇气都会土崩瓦解。
巷子里的邻居们摇着蒲扇,假装在乘凉,眼神却都像探照灯一样往这边瞟。
我能听到他们压低的、却清晰无比的窃窃私语:“老张家闺女真倔……”“翅膀硬了,
管不住了……”“现在年轻人啊,心都野了……”这些声音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背上,
我挺直了腰杆,加快了脚步。走到巷口,我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家门口空荡荡的,
父母都没有追出来。夕阳把那条熟悉的巷子拉得好长好长,长得像没有尽头的未来。那一刻,
我的心沉到了冰冷的海底。我知道,这条路,只能我一个人走下去了。
第二章 初遇县里的长途汽车站比我想象的还要破旧、混乱。低矮的站房墙上布满污渍,
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汗味、劣质汽油味和某种食物腐烂的酸腐气味。各种各样的人挤在这里,
带着大包小裹,脸上写着疲惫、茫然或期盼。
我攥着口袋里仅有的五十元钱——这是我省吃俭用攒下的全部“财产”,
在售票窗口前徘徊了很久很久。窗口里,工作人员不耐烦地敲着玻璃:“去哪?快点!
”我张了张嘴,深圳两个字在舌尖打转,却怎么也吐不出来。
去深圳最便宜的车票也要六十多块,我的钱根本不够。附近的城市?省城?我一个都不熟悉,
去了又能做什么?一种前所未有的茫然和恐惧攫住了我。我最终摇了摇头,默默地退到一边,
像个幽灵一样在嘈杂的候车厅里游荡。我在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找到一个空位,
把行李袋紧紧抱在怀里,这里面装着我全部的家当和微薄的希望。
对面坐着一对看起来也是外出打工的年轻夫妇,妻子怀里抱着熟睡的孩子,
丈夫正在小心翼翼地用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子给她喂水。看着他们相互依偎的样子,
一种巨大的孤独感袭来,我的鼻子突然一酸,赶紧低下头,假装整理行李。夜深了,
候车厅里的人渐渐少去。灯光昏暗,椅子冰冷坚硬。我靠在椅背上,又冷又饿,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得很不安稳,梦里全是父亲摔碎的茶杯和母亲哭泣的脸。天蒙蒙亮时,
我醒了过来,浑身酸痛。更糟糕的是,
我发现行李袋的底部的万向轮坏了——肯定是昨天父亲盛怒之下踢的那一脚造成的。
轮子歪斜着,袋子根本没法拖着走。我拖着笨重的袋子,狼狈地挪到汽车站外的马路边,
试图想办法修复。可一个坏了的轮子,我能有什么办法?七月的太阳早早地就开始发威,
炙烤着大地。我蹲在路边,徒劳地用捡来的几根破塑料绳想固定住轮子,汗珠顺着额角滑落,
滴进眼睛里,涩得发痛。绳子根本不管用,轮子依旧不听使唤。
挫败感和无助感让我几乎要哭出来。“这样不行的。”一个略带沙哑的男声在头顶响起。
我吓了一跳,像只受惊的兔子般抬起头,
看见一个穿着深蓝色、沾满油渍的工装裤的男人站在面前。他约莫三十出头,个子不高,
但看起来很结实,脸上有些油污,但一双眼睛却格外清亮,带着善意的询问。他没等我回答,
就自然地蹲下来,检查我的行李袋。“这轮子的轴断了,用绳子绑不住。
”他用手晃了晃那个坏掉的轮子,然后抬头看着我,“我帮你焊一下,五分钟就好。
”我有些犹豫,对一个陌生男人保持着本能的警惕。但他眼神坦荡,语气诚恳,
而且我确实走投无路了。我低声说了句“谢谢”,然后看着他利索地提起我的行李袋。
“跟我来,铺子就在那边。”他指了指车站旁边的一个铁皮棚子。我跟着他走过去。
那是个非常简陋的铺子,门口挂着一块歪歪扭扭写着“国栋修理铺”的木牌。
里面堆满了各种叫不出名字的工具、零件和几辆待修的自行车,显得杂乱,
却又有一种独特的秩序感。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金属的味道。他招呼我坐在一个小马扎上,
然后熟练地接通电焊机。蓝色的火花瞬间迸射出来,发出刺眼的亮光和“滋滋”的声响。
我站在稍远的地方,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男人。他焊接的动作很熟练,手指粗壮,
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污,一看就是常年干体力活的人。但他专注的神情,
又让人觉得他很可靠。“好了。”他关掉电焊机,把修好的行李袋推到我面前,
拍了拍焊接处,“这样结实多了,保证比原来还耐用。”我感激地不知说什么好,
连忙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零钱,问:“师傅,多少钱?”他摆摆手,
露出一个朴实的笑容:“小事儿,不要钱。”然后,
他转身从一个旧冰柜里拿出一瓶冒着冷气的矿泉水,递给我,“天热,喝点水吧。
”那瓶水冰凉冰凉的,瓶身上立刻结了一层细细的水珠。我接过来,
手心传来的凉意瞬间驱散了些许暑热和焦虑。我小口小口地喝着,甘甜的水流过干渴的喉咙,
感觉这辈子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水。一瓶普通的矿泉水,在那个特定的时刻,
成了我感受到的第一份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姑娘,”他看着我,语气温和了些,
“你是不是……没地方去?”我的脸一下子烧了起来。自尊心让我想立刻否认,
但身体的疲惫和内心的茫然却让我开不了口。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磨损的鞋尖,默认了。
“我嫂子开的快餐店,就在汽车站对面,最近正好需要个帮工,包吃住。
”他指了指马路对面一个挂着“好再来快餐”牌子的店面,“你要是不嫌弃,
我可以带你去看看。我嫂子人挺好的。”绝境中的一根稻草。我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沉默了片刻,我点了点头,再次低声说了句:“谢谢您,师傅。”“我叫张国栋,
”他笑了笑,“走吧。”第三章 安身“好再来快餐”店面不大,只有五六张桌子,
但收拾得干干净净。正是午饭时分,有几拨客人在吃饭。国栋的嫂子是个微胖的中年妇女,
系着白色的围裙,脸上总是带着笑,看起来确实很和善。国栋简单说明了一下情况。
嫂子上下打量了我一下,问道:“以前干过活吗?会算账吗?
”我连忙点头:“我在纺织厂做过工,会算数,账也能算。
”高中时我的数学一直是班里最好的,这点自信我还有。“那就留下试试吧。”嫂子很爽快,
“活儿不轻省,端盘子洗碗收拾桌子都得干。包吃住,一个月八十块钱,干得好再加。
”就这样,我意外地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安顿了下来。白天,
我在店里忙碌地点单、上菜、收拾桌子、清洗堆积如山的碗碟。晚上,快餐店打烊后,
帘子一拉,后面那个堆了点杂物的小隔间就是我的卧室。虽然拥挤,连转身都困难,
但毕竟有了遮风挡雨的地方,比无处可去要好上千百倍。八十块钱,我小心翼翼地攒着,
仿佛攒的是未来的希望。国栋经常来店里吃饭,但总是点最便宜的素炒饭或阳春面,
而且似乎总是错过饭点,在人少的时候来。有时客人不多,他会坐在角落,和我聊上几句。
从他断断续续、并不连贯的讲述中,我慢慢拼凑出他的故事:父母在他十几岁时就相继病逝,
是哥嫂辛辛苦苦把他带大;他读过初中,成绩还不错,但为了减轻哥嫂的负担,早早辍学,
跟着一个老师傅学了修理的手艺。“修理铺生意时好时坏,但好歹是门手艺,饿不死。
”他说这话时,眼神很平静,没有抱怨,只有一种认命般的踏实。
我发现他是个沉默寡言但心思细腻的人。他会注意到我搬重物时主动搭把手,
会在下雨前提醒我收衣服。有一次我感冒了,咳嗽不止,第二天他来吃饭时,
居然带来一小包姜糖,说是他嫂子熬的,驱寒效果好。这种细微的关怀,
在那个举目无亲的环境里,显得格外珍贵。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个月。一天,
嫂子愁容满面地告诉我,因为城市道路扩建,这片房子都要拆了,快餐店下个月就得关门。
“小娟,真是对不住,本想让你多干些日子的。”嫂子很抱歉地说。刚刚稳定下来的生活,
再次被连根拔起。站在已经搬空、显得格外萧索的店门前,我看着眼前来来往往的车流人群,
感到一阵深深的眩晕和无力。我又该去哪里?“要不……你先住我那个铺子?
”国栋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后,语气有些迟疑,“阁楼上有个小房间,
我以前偶尔看店时住,虽然简陋,但能挡风遮雨。我……我可以去我哥家睡。
”我内心剧烈地挣扎着。一个单身女子,和一个非亲非故的陌生男子同住一个屋檐下,
哪怕不住在一起,传出去名声也就毁了。在我们那个保守的小地方,这简直是伤风败俗。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顾虑,补充道:“你可以付我租金,等找到工作再给也行。
这样……也算有个落脚点。”“付租金”这三个字打动了我。这意味着一场公平的交易,
一种平等的租客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施舍或依附,这维护了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权衡再三,
现实的困境压倒了对名声的担忧。我点了点头,声音细若蚊蚋:“……谢谢栋哥,
租金我会尽快给你。”修理铺的阁楼比我想象的要干净许多。虽然低矮,
需要弯着腰才能活动,但只有一张简单的单人床,一个小桌子,地面扫得很干净。
最让我惊喜的是,屋顶有一个小小的天窗。晚上躺在床上,
能透过那块玻璃看到天空中的星星。那些闪烁的光点,成了我黑暗日子里的一点慰藉。
我很快在附近的一家小型服装厂找到了一份流水线的工作。每天下班后,
我会顺路买些便宜的蔬菜回来,用阁楼下那个小煤炉做饭。国栋总是吃得很快,
然后抢着洗碗。“你做饭,我洗碗,公平。”他用他那套简单的逻辑,
不容置疑地承担了一部分家务。这种朴素的“公平”,
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类似于“家”的温暖。有一天晚上下起了瓢泼大雨,
阁楼开始漏雨,水滴答滴答地落在床脚。国栋二话不说,
冒雨爬上了摇摇晃晃的屋顶进行修补。等他下来时,全身都湿透了,
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淌。我赶紧递给他干毛巾和一杯热水。就在他接过毛巾擦脸时,
我注意到他左边手臂上有一道长长的、狰狞的伤疤。“栋哥,你这手……怎么弄的?
”我忍不住问。他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那道疤,无所谓地笑了笑:“小时候调皮,
爬树掏鸟窝摔的,骨头都断了。我哥当时吓坏了,背着我跑了五里地去找赤脚医生。
”他的语气里,没有对伤痛的记忆,反而带着对哥哥的感激和一种对过往岁月的怀念。
那一刻,借着昏黄的灯光,我看着这个看似粗糙、生活清苦的男人,
突然觉得他心里藏着很多柔软和重情重义的东西。一种微妙的情愫,在我心底悄悄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