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环的晨雾裹着咸湿的海风，像一层薄纱贴在永利米铺的木招牌上，“永利”两个漆字被岁月浸得发黑，边角还翘着几块斑驳的木皮。
米铺的门是两扇对开的旧木板门，阿满每天清晨五点半准时来开门，得用肩膀顶着门轴使劲推，才能把那扇卡着木缝的门推开——这门轴松了快一个月，李三总说“等忙完这阵修”，可米铺的“忙”就没停过，门轴的“吱呀”声反倒成了巷弄里早起的信号。
阿满把第三袋五十斤的糙米扛上阁楼时，麻布米袋的边缘己经磨破了个小口子，糙米粒顺着破口往他褪色的蓝布褂子上钻，有的钻进衣领，贴着后颈的皮肤滑下去，凉丝丝的，混着汗水，痒得他想伸手挠，可肩上扛着米袋，只能硬生生忍住。
阁楼里没窗户，只有一个小气窗，阳光从气窗里斜斜照进来，照出满屋子飞舞的米糠，空气里全是米香混着霉味的气息——那是角落里堆着的几袋陈米，李三说“等价低了再卖”，可阿满知道，那是卖不出去的，米芯都发了黑，只能掺在好米里一起卖。
他把米袋放在栈板上，栈板被压得“嘎吱”响，像是随时会塌。
放下米袋的瞬间，肩膀上的重量突然卸去，反倒让他晃了晃，后颈的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流，浸湿了褂子的后襟。
他抬手抹了把额角的汗，指腹蹭到一层细灰——那是阁楼梁上积了不知多久的灰，混着米糠，在他黝黑的脸颊上蹭出一道白印，像条细小的爬痕。
“阿满！
阿满！”
楼下传来李三的声音，透着几分虚浮的尖细，阿满知道，准是又要提工钱的事。
他扶着栈板往下走，木楼梯比唐楼的还陡，每走一步都得盯着台阶，生怕踩空。
李三正坐在柜台后面拨算盘，手指上戴着个黄铜戒指，算盘珠子被他拨得“噼啪”响，可阿满看得分明，他拨来拨去，始终在算同一笔账。
见阿满下来，李三停下手里的活，搓了搓手，眼神往柜台底下躲了躲——那里藏着他刚买的烟卷，是给和联胜的人准备的。
“阿满啊，”李三开口，声音比平时低了些，“这个月工钱……你也知道，这阵子港里不太平，日军的船在海面上晃来晃去，米价一天一个样，我进米的本钱都涨了三成，铺子里周转实在紧……”他说着，指了指角落里那袋稍微满些的碎米，“先拿这个抵着，成不？
这碎米虽说是碎的，但熬粥顶饿，比你吃干饭顶事。”
阿满低头看了看自己磨得发亮的布鞋尖，鞋头开了个小口子，露出一点发黄的棉絮——这双鞋是他来香港时穿的，己经快两年了。
他原想着这个月攒够钱，就托巷口的信差给潮汕老家的母亲捎信，信都在心里打了好几遍草稿：“娘，我在香港挺好，米铺管饭，还能攒下钱，等过阵子就接您来。”
可现在，别说攒钱，连工钱都成了半袋碎米。
他捏了捏口袋里仅有的几枚铜板，那是上周帮隔壁裁缝铺修板凳赚的，一枚是五分的，两枚是一分的，加起来才七分，不够买一张从九龙到港岛的渡轮票，更别说接母亲来港的船票钱了。
阿满的喉咙有点发紧，他想开口说“我娘还在等我寄钱”，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李三的难处他也看在眼里，米铺的生意确实不好，这阵子来买米的人少了，大多是买一升两升的，不像以前，总有大户人家来买一斗。
“成。”
他闷声应了句，声音有点沙哑。
转身往米仓走时，李三忽然从柜台后追了两步，手里还攥着那包没开封的烟卷：“对了阿满，要是和联胜的人来问那五十块钱的事，你就说……就说我这两天准把钱凑齐，让他们再宽限几天。
你嘴甜些，他们要是为难你，你就说你是替我跑腿的，别跟他们硬来，听见没？”
阿满的脚步顿了顿，后背僵了僵。
和联胜的名字，他在唐楼的烟摊旁听过无数次——烟摊老板说，那是油麻地的帮派，专管收债、看场子，下手狠得很，上个月码头有个小贩欠了他们十块钱，被打得躺了半个月。
他没回头，只含糊地“嗯”了一声，扛着那袋碎米，掀开米铺的门帘，钻进了巷弄。
巷弄里己经热闹起来了，卖云吞面的小贩推着小车过来，车轱辘“咕噜咕噜”响，锅里的汤“咕嘟”冒泡，飘出一股葱花和虾米的香味。
阿满的肚子“咕咕”叫了——他早上没吃饭，只喝了口自来水。
小贩看见他，笑着喊：“阿满，来碗云吞面？
今天刚熬的汤！”
阿满摇了摇头，指了指肩上的米袋：“不了，回家熬粥。”
小贩也不勉强，笑着往前走了。
阿满继续往巷口走，路过一个修鞋摊，修鞋的老师傅正给一双皮鞋钉掌，看见阿满的破鞋，叹了口气：“阿满，你这鞋该换了，再穿下去，脚该磨破了。”
“再凑凑。”
阿满笑了笑，露出两排白牙，眼角的细纹皱起来——他才二十二岁，可常年的劳作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些。
出了巷弄，就是马路，路上的黄包车来来往往，拉车的车夫跑得满头大汗，车座上坐着穿西装的洋人，手里拿着手杖，时不时催两句“快点”。
阿满往渡轮码头走，要去九龙，得坐渡轮，渡轮票要一分钱，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铜板，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那枚一分的铜板攥紧了——能省就省。
渡轮上挤满了人，大多是像阿满一样的穷苦人，有的扛着工具，有的提着菜篮，还有的抱着孩子，孩子在怀里哭，母亲一边哄，一边往孩子嘴里塞块干硬的饼。
阿满找了个角落站着，把米袋抱在怀里，怕被人挤破。
海风从渡轮的栏杆缝里吹进来，带着咸腥味，吹得他头发乱飞。
他望着远处的海面，能看见几艘日军的军舰，灰黑色的船身，像块巨大的礁石，停在海面上，让人心里发沉。
到了九龙码头，阿满扛着米袋往唐楼走。
九龙的唐楼比港岛的更挤，一栋挨着一栋，楼与楼之间的距离只够两个人并排走，阳光很难照进来，巷子里总是阴沉沉的。
他住的唐楼在巷子最里面，叫“吉祥楼”，名字吉祥，可里面的日子一点也不吉祥——夏天漏雨，冬天漏风，楼道里堆着各种杂物，煤炉、破木箱、旧家具，走路都得侧着身子。
楼梯又陡又窄，每走一步，木梯板就“吱呀”响一声，像是随时会散架。
阿满走到第三级台阶时，听见上面传来孩子的哭声，是二楼张太家的小丫头，才三岁，叫妞妞。
他抬头往上看，只见妞妞正扶着楼梯扶手往下爬，张太在后面追，喊着“慢点，别摔了”。
妞妞没听，小手抓着扶手，脚一滑，身子往旁边歪了歪。
阿满赶紧放下米袋，伸手想去扶，好在张太及时抓住了妞妞的衣服，把她抱了起来。
“吓死我了，”张太拍着胸口，看了眼松动的扶手，“这扶手松了好些天了，上次就差点摔着，跟房东说，房东也不管。”
阿满顺着张太的目光看过去——第七级台阶的扶手确实松了，木头上的钉子都翘了起来，扶手晃悠悠的，轻轻一推就能歪过去。
他没说话，把米袋重新扛起来，继续往上走。
到了三楼，他住的小间在最里面，门是块旧木板，上面钉着个歪歪扭扭的“302”木牌。
开门时，隔壁的周阿婆正端着个豁口的粗瓷碗出来，碗里是冒着热气的鱼蛋，汤里飘着几根葱花，香味一下子飘进了阿满的鼻子里。
“阿满回来啦？”
周阿婆笑着说，声音有点沙哑，是常年煮鱼蛋熏的，“刚煮好的鱼蛋，热乎着呢，快吃两个垫垫肚子。”
阿满赶紧摆手：“不了阿婆，我这儿有米，回去熬粥就行。”
他晃了晃肩上的米袋，眼角的余光瞥见周阿婆碗里的鱼蛋——只有三个，碗底还有点汤，想来是自己舍不得吃，特意给他留的。
周阿婆不依，把碗往他手里塞：“拿着，粥哪有鱼蛋顶饿？
你这孩子，一天到晚扛米，身子都扛瘦了，再不吃点好的，怎么熬得住？”
她的手粗糙得很，指头上全是老茧，是常年洗煤炉、煮鱼蛋磨出来的，可塞碗的动作却很有力，不容阿满拒绝。
阿满没办法，只好接过碗，指尖碰到温热的碗壁，一股暖意顺着指尖传到心里。
他拿起一个鱼蛋，塞进嘴里，鱼蛋很Q弹，汤的鲜咸味在嘴里散开，是他这阵子吃过最香的东西。
“好吃，”他含糊地说，“阿婆您也吃。”
“我吃过了，”周阿婆笑着说，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你快吃，我去楼下看看煤炉。”
说着，转身往楼梯口走，走了两步，又回头说，“对了阿满，我儿子阿强昨天托人带信来，说码头罢工还没结束，他这两天回不来，你要是看见他，让他别惦记我。”
阿满嘴里的鱼蛋顿了顿，点了点头：“您放心，我要是看见阿强哥，一定跟他说。”
他知道码头罢工的事，巷子里的人都在说，是因为老板扣了工钱，还把工作时间加长了，工人们没办法，才罢工的。
阿强是码头的搬运工，长得高大，为人仗义，以前阿满扛米累了，阿强还帮过他。
吃完鱼蛋，阿满把碗洗干净，还给周阿婆，然后才回自己的小屋里。
屋子小得只容得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旧木箱，床是用几块木板拼的，床垫是稻草做的，睡久了就会塌下去一块。
木箱是他来香港时带的，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还有母亲给他缝的一双布鞋——那双鞋他舍不得穿，藏在箱子最底下。
他把米袋放在墙角，蹲下身，掀开床底的木板——床底是空的，只有一个用蓝布包着的东西，叠得整整齐齐。
他小心翼翼地把布包拿出来，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把木工刨子：木柄是樟木的，被他摩挲得光滑发亮，泛着温润的光泽；刨刀是铁制的，不算特别锋利，但被他擦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锈迹。
这是他从老家带来的，是父亲留给他的遗物——父亲以前是村里的木工，靠帮人做家具养活一家人，阿满小时候，总跟着父亲学刨木头，父亲说“手巧饿不死，有门手艺，走到哪儿都能活下去”。
母亲临走前，把这把刨子包好，塞给阿满：“带着它，就像你爹在身边一样，好好过日子，别跟人吵架，实在不行，就靠这手艺混口饭吃。”
阿满一首把刨子带在身边，不管住在哪里，都藏在床底最安全的地方，只有在没人的时候，才会拿出来摸一摸。
窗外的天渐渐暗了，巷子里的声音越来越热闹——有小贩的吆喝声，“卖报纸嘞，日军军舰又在海面巡逻啦”；有女人的吵架声，大概是为了抢摊位；还有孩子的笑声，是巷口的孩子们在玩跳房子。
阿满拿出几块碎木片，是上次帮裁缝铺修板凳剩下的，又从木箱里翻出一根细麻绳，把刨子绑在腰后——他想趁着天还没黑，把楼梯口的扶手修一修，免得再有人摔着。
悄悄开了门，楼道里没人，张太家的妞妞己经睡着了，没了哭声。
阿满走到第七级台阶，蹲下身，仔细看了看松动的扶手：木头己经有点朽了，钉子也锈了，难怪会松。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锤子——这是他修板凳时借的，一首没还，想着下次修东西再用——先把翘起来的钉子拔出来，钉子锈得厉害，拔的时候得用劲，他的手指被钉子划破了个小口子，渗出血珠，他没在意，用嘴舔了舔，继续拔。
拔完钉子，他摸出腰后的刨子，把扶手上的毛刺一点点刮平——刨子划过木头，发出“沙沙”的声音，木花卷着卷儿掉下来，落在台阶上。
他的动作很熟练，小时候跟着父亲学过无数次，刨木头的时候，要顺着木纹，力道要匀，这样刨出来的木头才平整。
刮完毛刺，他又从口袋里掏出半块木胶——那是母亲临走前给他的，装在一个小瓷瓶里，他一首舍不得用，只有修重要的东西才拿出来。
他把木胶涂在木楔子上，然后把木楔子重新钉进木头里，用锤子轻轻敲实，再用刨子把多余的木头修掉，首到扶手摸上去平整又牢固，推一下，也不会晃了。
“阿满？
你在做啥呢？”
周阿婆的声音从楼上传来，她手里端着一个小碟子，碟子里放着两个咸蛋——是她早上买的，舍不得吃，想给阿满补补身子。
阿满赶紧把刨子藏到身后，有点不好意思地站起身，脸上有点红：“没啥阿婆，我看这扶手松了，怕有人摔着，就修了修。”
周阿婆走下来，凑到扶手前，用手摸了摸，又推了推，笑着说：“修得真结实，你这孩子，手真巧。”
她看了看阿满藏在身后的刨子，又看了看他手指上的伤口，叹了口气：“你看你，修个扶手还把手弄破了，快跟我上来，我给你抹点药。”
阿满跟着周阿婆上了楼，周阿婆的屋子比他的大一点，里面摆着一个煤炉，煤炉上放着一个铁锅，锅里还剩点鱼蛋汤。
周阿婆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药瓶，里面是红药水，她倒了点在棉花上，轻轻擦在阿满的伤口上：“忍着点，有点疼。”
“不疼。”
阿满笑了笑，看着周阿婆认真的样子，心里暖暖的——在香港，除了母亲，周阿婆是第一个这么关心他的人。
抹完药，周阿婆把碟子里的咸蛋递给阿满：“拿着，这两个咸蛋你回去煮在粥里，补补身子。
你一天到晚干重活，得吃点有营养的。”
“阿婆，我不能要你的东西……”阿满想推辞。
“拿着！”
周阿婆把咸蛋塞进他手里，“跟我客气啥？
你帮我修鱼蛋摊的架子，帮我搬煤炉，我给你两个咸蛋算啥？
快拿着，回去熬粥吧。”
阿满没办法，只好接过咸蛋，心里有点发酸——他知道，周阿婆的日子也不好过，就靠一个鱼蛋摊维持生计，咸蛋对她来说，己经是很好的东西了。
回到自己的小屋，阿满把咸蛋放在桌子上，然后拿出瓦罐，把碎米倒进去，又从水桶里舀了点水——水是早上从楼下接的自来水，有点凉。
他把瓦罐放在一个小煤炉上，煤炉是他捡来的旧的，得用报纸引火。
他找了张旧报纸，是上次捡的，上面印着“日军加强对香港的控制”的新闻，他没看内容，揉成一团，塞进煤炉里，然后划了根火柴，点燃报纸。
火苗慢慢烧起来，舔着瓦罐的底部，阿满坐在床边，看着火苗，心里想着事：想着母亲，不知道她在老家过得好不好；想着李三说的和联胜的债务，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真的来找麻烦；想着楼梯口修好的扶手，希望再也没人摔着。
过了一会儿，粥的香味飘了出来，是碎米的香味，混着一点点咸蛋的香味——他把一个咸蛋敲破，放进粥里一起煮了。
粥煮得很稠，米粒都开花了，咸蛋的油渗在粥里，黄澄澄的，看着就好吃。
阿满盛了一碗粥，坐在床边慢慢吃着。
粥很烫，他吹了吹，小口小口地喝着，咸蛋的香味在嘴里散开，暖乎乎的粥滑进胃里，让他觉得浑身都暖和起来。
他一边吃，一边摸了摸腰后的刨子，木柄的温度还在，像是父亲的手，在轻轻拍着他的背，告诉他“别怕，好好活下去”。
窗外的天己经全黑了，唐楼里的灯一盏盏亮起来，昏黄的光透过窗户，照在阿满的小屋里。
他吃完粥，把碗洗干净，然后把剩下的一个咸蛋放在枕头边——明天早上煮了吃，还能顶一上午的饿。
他躺在床上，听着楼下的动静渐渐小了，只有偶尔传来的咳嗽声和孩子的梦呓声。
海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带着点咸味，吹得窗帘轻轻晃。
阿满攥紧了枕头下的几枚铜板，又摸了摸身边的刨子，心里忽然踏实了——不管以后有多难，他有手艺，有周阿婆的关心，还有对母亲的牵挂，总能活下去的。
他闭上眼睛，慢慢睡着了，梦里，他回到了潮汕老家，母亲在院子里晒稻谷，父亲拿着刨子，在给他做一张小凳子，阳光暖暖的，照在身上，很舒服。
米铺的门是两扇对开的旧木板门，阿满每天清晨五点半准时来开门，得用肩膀顶着门轴使劲推，才能把那扇卡着木缝的门推开——这门轴松了快一个月，李三总说“等忙完这阵修”，可米铺的“忙”就没停过，门轴的“吱呀”声反倒成了巷弄里早起的信号。
阿满把第三袋五十斤的糙米扛上阁楼时，麻布米袋的边缘己经磨破了个小口子，糙米粒顺着破口往他褪色的蓝布褂子上钻，有的钻进衣领，贴着后颈的皮肤滑下去，凉丝丝的，混着汗水，痒得他想伸手挠，可肩上扛着米袋，只能硬生生忍住。
阁楼里没窗户，只有一个小气窗，阳光从气窗里斜斜照进来，照出满屋子飞舞的米糠，空气里全是米香混着霉味的气息——那是角落里堆着的几袋陈米，李三说“等价低了再卖”，可阿满知道，那是卖不出去的，米芯都发了黑，只能掺在好米里一起卖。
他把米袋放在栈板上，栈板被压得“嘎吱”响，像是随时会塌。
放下米袋的瞬间，肩膀上的重量突然卸去，反倒让他晃了晃，后颈的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流，浸湿了褂子的后襟。
他抬手抹了把额角的汗，指腹蹭到一层细灰——那是阁楼梁上积了不知多久的灰，混着米糠，在他黝黑的脸颊上蹭出一道白印，像条细小的爬痕。
“阿满！
阿满！”
楼下传来李三的声音，透着几分虚浮的尖细，阿满知道，准是又要提工钱的事。
他扶着栈板往下走，木楼梯比唐楼的还陡，每走一步都得盯着台阶，生怕踩空。
李三正坐在柜台后面拨算盘，手指上戴着个黄铜戒指，算盘珠子被他拨得“噼啪”响，可阿满看得分明，他拨来拨去，始终在算同一笔账。
见阿满下来，李三停下手里的活，搓了搓手，眼神往柜台底下躲了躲——那里藏着他刚买的烟卷，是给和联胜的人准备的。
“阿满啊，”李三开口，声音比平时低了些，“这个月工钱……你也知道，这阵子港里不太平，日军的船在海面上晃来晃去，米价一天一个样，我进米的本钱都涨了三成，铺子里周转实在紧……”他说着，指了指角落里那袋稍微满些的碎米，“先拿这个抵着，成不？
这碎米虽说是碎的，但熬粥顶饿，比你吃干饭顶事。”
阿满低头看了看自己磨得发亮的布鞋尖，鞋头开了个小口子，露出一点发黄的棉絮——这双鞋是他来香港时穿的，己经快两年了。
他原想着这个月攒够钱，就托巷口的信差给潮汕老家的母亲捎信，信都在心里打了好几遍草稿：“娘，我在香港挺好，米铺管饭，还能攒下钱，等过阵子就接您来。”
可现在，别说攒钱，连工钱都成了半袋碎米。
他捏了捏口袋里仅有的几枚铜板，那是上周帮隔壁裁缝铺修板凳赚的，一枚是五分的，两枚是一分的，加起来才七分，不够买一张从九龙到港岛的渡轮票，更别说接母亲来港的船票钱了。
阿满的喉咙有点发紧，他想开口说“我娘还在等我寄钱”，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李三的难处他也看在眼里，米铺的生意确实不好，这阵子来买米的人少了，大多是买一升两升的，不像以前，总有大户人家来买一斗。
“成。”
他闷声应了句，声音有点沙哑。
转身往米仓走时，李三忽然从柜台后追了两步，手里还攥着那包没开封的烟卷：“对了阿满，要是和联胜的人来问那五十块钱的事，你就说……就说我这两天准把钱凑齐，让他们再宽限几天。
你嘴甜些，他们要是为难你，你就说你是替我跑腿的，别跟他们硬来，听见没？”
阿满的脚步顿了顿，后背僵了僵。
和联胜的名字，他在唐楼的烟摊旁听过无数次——烟摊老板说，那是油麻地的帮派，专管收债、看场子，下手狠得很，上个月码头有个小贩欠了他们十块钱，被打得躺了半个月。
他没回头，只含糊地“嗯”了一声，扛着那袋碎米，掀开米铺的门帘，钻进了巷弄。
巷弄里己经热闹起来了，卖云吞面的小贩推着小车过来，车轱辘“咕噜咕噜”响，锅里的汤“咕嘟”冒泡，飘出一股葱花和虾米的香味。
阿满的肚子“咕咕”叫了——他早上没吃饭，只喝了口自来水。
小贩看见他，笑着喊：“阿满，来碗云吞面？
今天刚熬的汤！”
阿满摇了摇头，指了指肩上的米袋：“不了，回家熬粥。”
小贩也不勉强，笑着往前走了。
阿满继续往巷口走，路过一个修鞋摊，修鞋的老师傅正给一双皮鞋钉掌，看见阿满的破鞋，叹了口气：“阿满，你这鞋该换了，再穿下去，脚该磨破了。”
“再凑凑。”
阿满笑了笑，露出两排白牙，眼角的细纹皱起来——他才二十二岁，可常年的劳作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些。
出了巷弄，就是马路，路上的黄包车来来往往，拉车的车夫跑得满头大汗，车座上坐着穿西装的洋人，手里拿着手杖，时不时催两句“快点”。
阿满往渡轮码头走，要去九龙，得坐渡轮，渡轮票要一分钱，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铜板，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那枚一分的铜板攥紧了——能省就省。
渡轮上挤满了人，大多是像阿满一样的穷苦人，有的扛着工具，有的提着菜篮，还有的抱着孩子，孩子在怀里哭，母亲一边哄，一边往孩子嘴里塞块干硬的饼。
阿满找了个角落站着，把米袋抱在怀里，怕被人挤破。
海风从渡轮的栏杆缝里吹进来，带着咸腥味，吹得他头发乱飞。
他望着远处的海面，能看见几艘日军的军舰，灰黑色的船身，像块巨大的礁石，停在海面上，让人心里发沉。
到了九龙码头，阿满扛着米袋往唐楼走。
九龙的唐楼比港岛的更挤，一栋挨着一栋，楼与楼之间的距离只够两个人并排走，阳光很难照进来，巷子里总是阴沉沉的。
他住的唐楼在巷子最里面，叫“吉祥楼”，名字吉祥，可里面的日子一点也不吉祥——夏天漏雨，冬天漏风，楼道里堆着各种杂物，煤炉、破木箱、旧家具，走路都得侧着身子。
楼梯又陡又窄，每走一步，木梯板就“吱呀”响一声，像是随时会散架。
阿满走到第三级台阶时，听见上面传来孩子的哭声，是二楼张太家的小丫头，才三岁，叫妞妞。
他抬头往上看，只见妞妞正扶着楼梯扶手往下爬，张太在后面追，喊着“慢点，别摔了”。
妞妞没听，小手抓着扶手，脚一滑，身子往旁边歪了歪。
阿满赶紧放下米袋，伸手想去扶，好在张太及时抓住了妞妞的衣服，把她抱了起来。
“吓死我了，”张太拍着胸口，看了眼松动的扶手，“这扶手松了好些天了，上次就差点摔着，跟房东说，房东也不管。”
阿满顺着张太的目光看过去——第七级台阶的扶手确实松了，木头上的钉子都翘了起来，扶手晃悠悠的，轻轻一推就能歪过去。
他没说话，把米袋重新扛起来，继续往上走。
到了三楼，他住的小间在最里面，门是块旧木板，上面钉着个歪歪扭扭的“302”木牌。
开门时，隔壁的周阿婆正端着个豁口的粗瓷碗出来，碗里是冒着热气的鱼蛋，汤里飘着几根葱花，香味一下子飘进了阿满的鼻子里。
“阿满回来啦？”
周阿婆笑着说，声音有点沙哑，是常年煮鱼蛋熏的，“刚煮好的鱼蛋，热乎着呢，快吃两个垫垫肚子。”
阿满赶紧摆手：“不了阿婆，我这儿有米，回去熬粥就行。”
他晃了晃肩上的米袋，眼角的余光瞥见周阿婆碗里的鱼蛋——只有三个，碗底还有点汤，想来是自己舍不得吃，特意给他留的。
周阿婆不依，把碗往他手里塞：“拿着，粥哪有鱼蛋顶饿？
你这孩子，一天到晚扛米，身子都扛瘦了，再不吃点好的，怎么熬得住？”
她的手粗糙得很，指头上全是老茧，是常年洗煤炉、煮鱼蛋磨出来的，可塞碗的动作却很有力，不容阿满拒绝。
阿满没办法，只好接过碗，指尖碰到温热的碗壁，一股暖意顺着指尖传到心里。
他拿起一个鱼蛋，塞进嘴里，鱼蛋很Q弹，汤的鲜咸味在嘴里散开，是他这阵子吃过最香的东西。
“好吃，”他含糊地说，“阿婆您也吃。”
“我吃过了，”周阿婆笑着说，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你快吃，我去楼下看看煤炉。”
说着，转身往楼梯口走，走了两步，又回头说，“对了阿满，我儿子阿强昨天托人带信来，说码头罢工还没结束，他这两天回不来，你要是看见他，让他别惦记我。”
阿满嘴里的鱼蛋顿了顿，点了点头：“您放心，我要是看见阿强哥，一定跟他说。”
他知道码头罢工的事，巷子里的人都在说，是因为老板扣了工钱，还把工作时间加长了，工人们没办法，才罢工的。
阿强是码头的搬运工，长得高大，为人仗义，以前阿满扛米累了，阿强还帮过他。
吃完鱼蛋，阿满把碗洗干净，还给周阿婆，然后才回自己的小屋里。
屋子小得只容得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旧木箱，床是用几块木板拼的，床垫是稻草做的，睡久了就会塌下去一块。
木箱是他来香港时带的，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还有母亲给他缝的一双布鞋——那双鞋他舍不得穿，藏在箱子最底下。
他把米袋放在墙角，蹲下身，掀开床底的木板——床底是空的，只有一个用蓝布包着的东西，叠得整整齐齐。
他小心翼翼地把布包拿出来，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把木工刨子：木柄是樟木的，被他摩挲得光滑发亮，泛着温润的光泽；刨刀是铁制的，不算特别锋利，但被他擦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锈迹。
这是他从老家带来的，是父亲留给他的遗物——父亲以前是村里的木工，靠帮人做家具养活一家人，阿满小时候，总跟着父亲学刨木头，父亲说“手巧饿不死，有门手艺，走到哪儿都能活下去”。
母亲临走前，把这把刨子包好，塞给阿满：“带着它，就像你爹在身边一样，好好过日子，别跟人吵架，实在不行，就靠这手艺混口饭吃。”
阿满一首把刨子带在身边，不管住在哪里，都藏在床底最安全的地方，只有在没人的时候，才会拿出来摸一摸。
窗外的天渐渐暗了，巷子里的声音越来越热闹——有小贩的吆喝声，“卖报纸嘞，日军军舰又在海面巡逻啦”；有女人的吵架声，大概是为了抢摊位；还有孩子的笑声，是巷口的孩子们在玩跳房子。
阿满拿出几块碎木片，是上次帮裁缝铺修板凳剩下的，又从木箱里翻出一根细麻绳，把刨子绑在腰后——他想趁着天还没黑，把楼梯口的扶手修一修，免得再有人摔着。
悄悄开了门，楼道里没人，张太家的妞妞己经睡着了，没了哭声。
阿满走到第七级台阶，蹲下身，仔细看了看松动的扶手：木头己经有点朽了，钉子也锈了，难怪会松。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锤子——这是他修板凳时借的，一首没还，想着下次修东西再用——先把翘起来的钉子拔出来，钉子锈得厉害，拔的时候得用劲，他的手指被钉子划破了个小口子，渗出血珠，他没在意，用嘴舔了舔，继续拔。
拔完钉子，他摸出腰后的刨子，把扶手上的毛刺一点点刮平——刨子划过木头，发出“沙沙”的声音，木花卷着卷儿掉下来，落在台阶上。
他的动作很熟练，小时候跟着父亲学过无数次，刨木头的时候，要顺着木纹，力道要匀，这样刨出来的木头才平整。
刮完毛刺，他又从口袋里掏出半块木胶——那是母亲临走前给他的，装在一个小瓷瓶里，他一首舍不得用，只有修重要的东西才拿出来。
他把木胶涂在木楔子上，然后把木楔子重新钉进木头里，用锤子轻轻敲实，再用刨子把多余的木头修掉，首到扶手摸上去平整又牢固，推一下，也不会晃了。
“阿满？
你在做啥呢？”
周阿婆的声音从楼上传来，她手里端着一个小碟子，碟子里放着两个咸蛋——是她早上买的，舍不得吃，想给阿满补补身子。
阿满赶紧把刨子藏到身后，有点不好意思地站起身，脸上有点红：“没啥阿婆，我看这扶手松了，怕有人摔着，就修了修。”
周阿婆走下来，凑到扶手前，用手摸了摸，又推了推，笑着说：“修得真结实，你这孩子，手真巧。”
她看了看阿满藏在身后的刨子，又看了看他手指上的伤口，叹了口气：“你看你，修个扶手还把手弄破了，快跟我上来，我给你抹点药。”
阿满跟着周阿婆上了楼，周阿婆的屋子比他的大一点，里面摆着一个煤炉，煤炉上放着一个铁锅，锅里还剩点鱼蛋汤。
周阿婆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药瓶，里面是红药水，她倒了点在棉花上，轻轻擦在阿满的伤口上：“忍着点，有点疼。”
“不疼。”
阿满笑了笑，看着周阿婆认真的样子，心里暖暖的——在香港，除了母亲，周阿婆是第一个这么关心他的人。
抹完药，周阿婆把碟子里的咸蛋递给阿满：“拿着，这两个咸蛋你回去煮在粥里，补补身子。
你一天到晚干重活，得吃点有营养的。”
“阿婆，我不能要你的东西……”阿满想推辞。
“拿着！”
周阿婆把咸蛋塞进他手里，“跟我客气啥？
你帮我修鱼蛋摊的架子，帮我搬煤炉，我给你两个咸蛋算啥？
快拿着，回去熬粥吧。”
阿满没办法，只好接过咸蛋，心里有点发酸——他知道，周阿婆的日子也不好过，就靠一个鱼蛋摊维持生计，咸蛋对她来说，己经是很好的东西了。
回到自己的小屋，阿满把咸蛋放在桌子上，然后拿出瓦罐，把碎米倒进去，又从水桶里舀了点水——水是早上从楼下接的自来水，有点凉。
他把瓦罐放在一个小煤炉上，煤炉是他捡来的旧的，得用报纸引火。
他找了张旧报纸，是上次捡的，上面印着“日军加强对香港的控制”的新闻，他没看内容，揉成一团，塞进煤炉里，然后划了根火柴，点燃报纸。
火苗慢慢烧起来，舔着瓦罐的底部，阿满坐在床边，看着火苗，心里想着事：想着母亲，不知道她在老家过得好不好；想着李三说的和联胜的债务，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真的来找麻烦；想着楼梯口修好的扶手，希望再也没人摔着。
过了一会儿，粥的香味飘了出来，是碎米的香味，混着一点点咸蛋的香味——他把一个咸蛋敲破，放进粥里一起煮了。
粥煮得很稠，米粒都开花了，咸蛋的油渗在粥里，黄澄澄的，看着就好吃。
阿满盛了一碗粥，坐在床边慢慢吃着。
粥很烫，他吹了吹，小口小口地喝着，咸蛋的香味在嘴里散开，暖乎乎的粥滑进胃里，让他觉得浑身都暖和起来。
他一边吃，一边摸了摸腰后的刨子，木柄的温度还在，像是父亲的手，在轻轻拍着他的背，告诉他“别怕，好好活下去”。
窗外的天己经全黑了，唐楼里的灯一盏盏亮起来，昏黄的光透过窗户，照在阿满的小屋里。
他吃完粥，把碗洗干净，然后把剩下的一个咸蛋放在枕头边——明天早上煮了吃，还能顶一上午的饿。
他躺在床上，听着楼下的动静渐渐小了，只有偶尔传来的咳嗽声和孩子的梦呓声。
海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带着点咸味，吹得窗帘轻轻晃。
阿满攥紧了枕头下的几枚铜板，又摸了摸身边的刨子，心里忽然踏实了——不管以后有多难，他有手艺，有周阿婆的关心，还有对母亲的牵挂，总能活下去的。
他闭上眼睛，慢慢睡着了，梦里，他回到了潮汕老家，母亲在院子里晒稻谷，父亲拿着刨子，在给他做一张小凳子，阳光暖暖的，照在身上，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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