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我始终记得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从那个匪夷所思的大年初一的早上开始的。当时整个国家都沉浸在过传统农历新年的喜悦当中，直到电视机中播出了对国家中部那座重要工业城市开展全面防控的通知。“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这些本不为普通大众所熟知的医学专业名词，在口口相传中变得妇孺皆知、成了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随后，消毒、检测、阳性、隔离、封城、死亡成了全球在未来的数十年一直摆脱不掉的阴霾。病毒像洪水一样滔滔滚滚而来——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成千上万的人感染死亡、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社会秩序一片混乱。人们能感知到的是，他们将会度过人生中一段痛苦而难忘的时光；但人们预测不到的是，这个对于人类文明来说突如其来的小扰动，却将彻底改变每个普通人的生活、甚至原本世界的固有形态，并持续相当长的时期。
接下来，在一些国家，出现了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争论。一种主张认为，各个阶层人的生命权平等，必须由中央政府实行整个社会的、长期严格的隔离政策，以消除疫情对生命的普遍威胁；另一种主张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要维持常规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疫情的防控不能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技的发展。然而在那些国家，实践证明不论采取了哪种政策，似乎都发展得不顺利——每个行业、每个阶层，都陷入越来越内卷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向外部去探索、去开拓，而不是内卷，就成为他们必须做出的选择，只不过这种开拓可能是以牺牲邻国的利益为代价的。战争，不可避免的战争，是人类争夺资源的最高形式。对于小国来说，疫情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比那些大国更加显著。由于本来就不稳固的实力，这些小国在疫情和战争的双重冲击下，就像一堆堆用的树枝搭成的小小巢穴，被不可抗命运的狂风冲得七零八落。他们的银行开始破产，他们的政府开始崩溃，他们的人才开始外流到那些更有科研实力的国家。而那些实力强劲的大国也懂得不能在这个时候坐以待毙，他们必须未雨绸缪、积蓄力量。他们尽全力挖掘人才，疯狂地投入科技研发，想通过科技的爆发式增长，来突破疫情给经济发展施加的桎梏，甚至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面对日趋紧张的国际环境，在冷战和热战交织的战争阴云下，在坚持了5年严格的疫情防控和隔离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公众开始敏锐地意识到，长此以往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安全和发展的问题，与其将自己拖入内卷的境地，不如积极向外开拓。就像一艘在漩涡中打转的航船，必须集中全舰的资源派出几个先遣队，向大海的远处航行。在国家重要的全体会议上，制定了全方位支持先进科技发展的五年战略规划。确立了包括二十几个对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和对经济腾飞具有光明前景的领域：包括可控核聚变技术、大推力火箭技术、深空观测和探测技术、高性能材料技术、新概念武器、人类脑科学研究、人工智能、无人驾驶交通工具、高超音速飞行器、悬浮飞行器、量子计算机、无线远距离大功率输电技术等等。为了在这些领域催生重大的突破来激活国民经济和保障国家安全，中央将动用12.5%的年度财政资金对相应的科研项目进行支持，并在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专门领导小组来统筹和指挥。
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这是一种产自国家西南部的烈性白酒，喝下去的感受如同一团烈火，会灼烧喉部，然后是胃部，继而是肠道。然而我却顾不得这些——我徘徊在这栋城市郊区的高层住宅里的一扇落地窗前，凝望着城市的星海，一饮而尽。在这样的寒冷和孤独的冬夜，我需要酒精给自己带来内在的温暖。窗外渐渐飘起了轻柔的雨丝，都市的霓虹灯在飘渺的雨雾中开始泛出一圈圈柔和的光晕。这个城市的夜色刚刚降临，但我却已经到了决断的最后阶段。
我已经被困在这里7天，一个人。这座公寓刚刚经历了一场突发事件，其中一位居民被检测出核酸阳性，警方在8个小时内建起了隔离墙，对该公寓区进行了封锁。接着，是大规模全员核酸检测和排查。不出意外的话，按照通知，该公寓的所有居民将被隔离14天，不能踏出警方封锁区半步。整个小区包含12座高层建筑，全都被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仅留一个卡口。在那里，一辆警车在日日夜夜在闪着警灯，里面两位警官半躺在座椅上，不断刷着手机，哈欠连天。而整个C城也进入了戒备状态，所有市民都在48小时内接受了核酸检测。
本来，我不属于C城，我是国家新概念飞行器研究院的一名高级工程师、一位不合格的丈夫、一位糟糕的爸爸。我的工作单位和家庭位于S城，这次来C城是为了考察当地的一家公司，属于商务差旅，不料却恰巧赶上了这种倒霉的事。不过起初，我并不感到十分沮丧，因为隔离恰好提供了一段让自己冷静下来，好好思考职业、婚姻、家庭，甚至人生之路的时间和空间。我是个喜静的人，从来不喜欢S城那种浮躁喧闹、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环境和氛围。我喜欢一心扑在工作上，不问世事，甚至不问家庭。这样做的原因，倒不是我有多享受现在的这份工作，而是为了逃避使自己变成世俗之人的那种纷纷扰扰。更确切的说，妻子长年累月的抱怨和贬低让我的自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科研单位那种微薄的收入不足以支撑我们一个伪中产家庭在S城这个超一线城市过上体面而不焦虑的生活。无处不在的压力和比较，压倒了妻子的心态，尽管做为销售的她拿着比丈夫更高的收入。我们之间的关系从来也没有好过，特别是有了女儿之后，我们整天都处在紧绷绷的情绪中，争吵一触即发。那个女人失去了对丈夫的崇拜和尊重，在金钱面前，在恋爱时期那时常萦绕的纯洁梦幻是那样不堪一击。她开始埋怨、不耐烦、出言不逊，讽刺和挖苦接踵而来。而这使得从小到大成长之路一帆风顺的我难以忍受。有几次，妻子提出了离婚。我看得出来，她是认真的。然而对4岁女儿的担忧和不舍，让我拒绝了她。在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这些，我都会悄悄的落泪，或是辗转反侧。
我绞尽脑汁去寻求一个答案：为什么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名牌大学的研究生，都是被人仰望的学霸级存在；但当走出象牙塔、走进这个纷繁的社会中，却混迹成为一个失败者——哦不，至少是妻子口中的失败者。也许是我选错了职业，不该去做什么该死的航空工程师。在现今的社会，只有玩钱的人才能挣钱：那些操控资本的人会用手中的金钱当做武器，利用那些既得利益者共同制定的社会规则，光明正大地向各个社会阶层掠夺，将自己的雪球蛋糕越滚越大。而这些该死的工程师们，只知道摆弄着他们那些死板的机器、工具和电脑，脑袋里装满了那些古怪的图纸和模型，当然不讨女士的欢心。再加上我所在的单位——一个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国有研究院——给工程师的薪水却着实寒酸。院领导一心惦记着往上爬，不管不问员工的待遇福祉。在这种氛围下，型号研发也是人浮于事，遇到问题推诿扯皮，新飞机的下线和首飞总是一拖再拖。我早已看穿了这种工作：只要你是个胸无大志、想混混日子维持生计的普通人，这种环境就很适合你。但你若有一些事业心，想在学术或工程上做出点不一样的研究成果，那对真性情的直男，迟早会气的你五脏爆裂、吐血而死；而对温和谦恭的学者，迟早会变成和同事大妈谈论家长里短的老油子，或是在会上高谈阔论、溜须拍马，却言无一物的小领导。如果不是战争的阴云越积越厚，这里早就是一眼望得到退休的光景。自从国家开启了重大科技专项后，这里承担的研发项目数量有了爆炸性增长，其中很多都是我以前仅在学术论文中见到过的超级设想。而现在，在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推动下，它们正在一步一步尝试变为现实。空天飞机、高超音速飞机、悬浮飞行器、非常规能源动力系统、机载新概念武器等等，开始重新调动了我做为一位工程师的积极性。但令人扫兴的是，技术人员的收入始终并没有很大的增长，超额的财政拨款如同丢在大海里的石头，没有发出些许响声。其原因很复杂，但已疲惫如斯的我，已不愿意再去挣扎。
现在，有一个机会摆在我的面前，就如同我眼前的这杯烈酒——喝下去灼热，但可以让整个人兴奋起来。一个小时前，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低沉而富有诱惑力：“先生您好，请问是何工吗？”
“是的，您是哪位？”
“噢，我是一位您应该会感兴趣的朋友。我这里有一份与你的专业高度相关的邀请，也许能改变你现在所处的境地，帮您开拓新的局面。”
“您是猎头吗？”我满腹狐疑想要追问，电话那头却抢先接着说：“何工，就在今晚，我们见面细谈，地点在W酒店1幢大厅。我随时恭候，相信我，我们给您的报酬不会让您失望的。”
不等我回答，对方挂掉了电话。这时我才想起来查查来电号码，是一个电脑生成的随机号码。我心中大概有了些猜测，但仍无法抵挡心脏砰砰砰地剧烈跳动。做为混迹在航空航天圈子的老油条，我当然听闻和见识过很多这样的神秘人物，但从来没有设想过这种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或者说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也许在几年前刚毕业那阵子，接到这种电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绝，甚至威胁要报警，调查出来把对方公之于众。但现在，我开始犹豫了——但与其说是金钱的诱惑，不如说是一种找到机会报复的快感。我想要抓住这次机会，就像被社会鞭打的奴隶，在干枯的河床上偶然找到了一支魔鬼的宝剑，要奋不顾身地夺过来，就像找回我久违的自尊一样。我要人刮目相看，去震慑那些虐待和轻视我的人，让他们俯首称臣。
冬天的雨越下越大，总是不常见的。我干了最后一杯酒，把杯子重重地扣在茶几上，迅速拿起沙发上的羊毛大衣裹在身上，戴上雨伞和口罩，走出房门，下电梯，走入外面呼啸的暴风雨中。
接下来，在一些国家，出现了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争论。一种主张认为，各个阶层人的生命权平等，必须由中央政府实行整个社会的、长期严格的隔离政策，以消除疫情对生命的普遍威胁；另一种主张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要维持常规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疫情的防控不能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技的发展。然而在那些国家，实践证明不论采取了哪种政策，似乎都发展得不顺利——每个行业、每个阶层，都陷入越来越内卷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向外部去探索、去开拓，而不是内卷，就成为他们必须做出的选择，只不过这种开拓可能是以牺牲邻国的利益为代价的。战争，不可避免的战争，是人类争夺资源的最高形式。对于小国来说，疫情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比那些大国更加显著。由于本来就不稳固的实力，这些小国在疫情和战争的双重冲击下，就像一堆堆用的树枝搭成的小小巢穴，被不可抗命运的狂风冲得七零八落。他们的银行开始破产，他们的政府开始崩溃，他们的人才开始外流到那些更有科研实力的国家。而那些实力强劲的大国也懂得不能在这个时候坐以待毙，他们必须未雨绸缪、积蓄力量。他们尽全力挖掘人才，疯狂地投入科技研发，想通过科技的爆发式增长，来突破疫情给经济发展施加的桎梏，甚至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面对日趋紧张的国际环境，在冷战和热战交织的战争阴云下，在坚持了5年严格的疫情防控和隔离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公众开始敏锐地意识到，长此以往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安全和发展的问题，与其将自己拖入内卷的境地，不如积极向外开拓。就像一艘在漩涡中打转的航船，必须集中全舰的资源派出几个先遣队，向大海的远处航行。在国家重要的全体会议上，制定了全方位支持先进科技发展的五年战略规划。确立了包括二十几个对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和对经济腾飞具有光明前景的领域：包括可控核聚变技术、大推力火箭技术、深空观测和探测技术、高性能材料技术、新概念武器、人类脑科学研究、人工智能、无人驾驶交通工具、高超音速飞行器、悬浮飞行器、量子计算机、无线远距离大功率输电技术等等。为了在这些领域催生重大的突破来激活国民经济和保障国家安全，中央将动用12.5%的年度财政资金对相应的科研项目进行支持，并在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专门领导小组来统筹和指挥。
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这是一种产自国家西南部的烈性白酒，喝下去的感受如同一团烈火，会灼烧喉部，然后是胃部，继而是肠道。然而我却顾不得这些——我徘徊在这栋城市郊区的高层住宅里的一扇落地窗前，凝望着城市的星海，一饮而尽。在这样的寒冷和孤独的冬夜，我需要酒精给自己带来内在的温暖。窗外渐渐飘起了轻柔的雨丝，都市的霓虹灯在飘渺的雨雾中开始泛出一圈圈柔和的光晕。这个城市的夜色刚刚降临，但我却已经到了决断的最后阶段。
我已经被困在这里7天，一个人。这座公寓刚刚经历了一场突发事件，其中一位居民被检测出核酸阳性，警方在8个小时内建起了隔离墙，对该公寓区进行了封锁。接着，是大规模全员核酸检测和排查。不出意外的话，按照通知，该公寓的所有居民将被隔离14天，不能踏出警方封锁区半步。整个小区包含12座高层建筑，全都被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仅留一个卡口。在那里，一辆警车在日日夜夜在闪着警灯，里面两位警官半躺在座椅上，不断刷着手机，哈欠连天。而整个C城也进入了戒备状态，所有市民都在48小时内接受了核酸检测。
本来，我不属于C城，我是国家新概念飞行器研究院的一名高级工程师、一位不合格的丈夫、一位糟糕的爸爸。我的工作单位和家庭位于S城，这次来C城是为了考察当地的一家公司，属于商务差旅，不料却恰巧赶上了这种倒霉的事。不过起初，我并不感到十分沮丧，因为隔离恰好提供了一段让自己冷静下来，好好思考职业、婚姻、家庭，甚至人生之路的时间和空间。我是个喜静的人，从来不喜欢S城那种浮躁喧闹、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环境和氛围。我喜欢一心扑在工作上，不问世事，甚至不问家庭。这样做的原因，倒不是我有多享受现在的这份工作，而是为了逃避使自己变成世俗之人的那种纷纷扰扰。更确切的说，妻子长年累月的抱怨和贬低让我的自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科研单位那种微薄的收入不足以支撑我们一个伪中产家庭在S城这个超一线城市过上体面而不焦虑的生活。无处不在的压力和比较，压倒了妻子的心态，尽管做为销售的她拿着比丈夫更高的收入。我们之间的关系从来也没有好过，特别是有了女儿之后，我们整天都处在紧绷绷的情绪中，争吵一触即发。那个女人失去了对丈夫的崇拜和尊重，在金钱面前，在恋爱时期那时常萦绕的纯洁梦幻是那样不堪一击。她开始埋怨、不耐烦、出言不逊，讽刺和挖苦接踵而来。而这使得从小到大成长之路一帆风顺的我难以忍受。有几次，妻子提出了离婚。我看得出来，她是认真的。然而对4岁女儿的担忧和不舍，让我拒绝了她。在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这些，我都会悄悄的落泪，或是辗转反侧。
我绞尽脑汁去寻求一个答案：为什么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名牌大学的研究生，都是被人仰望的学霸级存在；但当走出象牙塔、走进这个纷繁的社会中，却混迹成为一个失败者——哦不，至少是妻子口中的失败者。也许是我选错了职业，不该去做什么该死的航空工程师。在现今的社会，只有玩钱的人才能挣钱：那些操控资本的人会用手中的金钱当做武器，利用那些既得利益者共同制定的社会规则，光明正大地向各个社会阶层掠夺，将自己的雪球蛋糕越滚越大。而这些该死的工程师们，只知道摆弄着他们那些死板的机器、工具和电脑，脑袋里装满了那些古怪的图纸和模型，当然不讨女士的欢心。再加上我所在的单位——一个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国有研究院——给工程师的薪水却着实寒酸。院领导一心惦记着往上爬，不管不问员工的待遇福祉。在这种氛围下，型号研发也是人浮于事，遇到问题推诿扯皮，新飞机的下线和首飞总是一拖再拖。我早已看穿了这种工作：只要你是个胸无大志、想混混日子维持生计的普通人，这种环境就很适合你。但你若有一些事业心，想在学术或工程上做出点不一样的研究成果，那对真性情的直男，迟早会气的你五脏爆裂、吐血而死；而对温和谦恭的学者，迟早会变成和同事大妈谈论家长里短的老油子，或是在会上高谈阔论、溜须拍马，却言无一物的小领导。如果不是战争的阴云越积越厚，这里早就是一眼望得到退休的光景。自从国家开启了重大科技专项后，这里承担的研发项目数量有了爆炸性增长，其中很多都是我以前仅在学术论文中见到过的超级设想。而现在，在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推动下，它们正在一步一步尝试变为现实。空天飞机、高超音速飞机、悬浮飞行器、非常规能源动力系统、机载新概念武器等等，开始重新调动了我做为一位工程师的积极性。但令人扫兴的是，技术人员的收入始终并没有很大的增长，超额的财政拨款如同丢在大海里的石头，没有发出些许响声。其原因很复杂，但已疲惫如斯的我，已不愿意再去挣扎。
现在，有一个机会摆在我的面前，就如同我眼前的这杯烈酒——喝下去灼热，但可以让整个人兴奋起来。一个小时前，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低沉而富有诱惑力：“先生您好，请问是何工吗？”
“是的，您是哪位？”
“噢，我是一位您应该会感兴趣的朋友。我这里有一份与你的专业高度相关的邀请，也许能改变你现在所处的境地，帮您开拓新的局面。”
“您是猎头吗？”我满腹狐疑想要追问，电话那头却抢先接着说：“何工，就在今晚，我们见面细谈，地点在W酒店1幢大厅。我随时恭候，相信我，我们给您的报酬不会让您失望的。”
不等我回答，对方挂掉了电话。这时我才想起来查查来电号码，是一个电脑生成的随机号码。我心中大概有了些猜测，但仍无法抵挡心脏砰砰砰地剧烈跳动。做为混迹在航空航天圈子的老油条，我当然听闻和见识过很多这样的神秘人物，但从来没有设想过这种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或者说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也许在几年前刚毕业那阵子，接到这种电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绝，甚至威胁要报警，调查出来把对方公之于众。但现在，我开始犹豫了——但与其说是金钱的诱惑，不如说是一种找到机会报复的快感。我想要抓住这次机会，就像被社会鞭打的奴隶，在干枯的河床上偶然找到了一支魔鬼的宝剑，要奋不顾身地夺过来，就像找回我久违的自尊一样。我要人刮目相看，去震慑那些虐待和轻视我的人，让他们俯首称臣。
冬天的雨越下越大，总是不常见的。我干了最后一杯酒，把杯子重重地扣在茶几上，迅速拿起沙发上的羊毛大衣裹在身上，戴上雨伞和口罩，走出房门，下电梯，走入外面呼啸的暴风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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