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事起，村口那棵老槐树的影子就总斜斜地搭在我家土坯房的门槛上。
爷爷陈守义坐在门槛上编竹篮时，槐树叶会落在他的蓝布褂子上，他也不拂，只等编完手里的活计，才慢悠悠地拾起来，塞进灶膛里引火。
村里人都叫他“陈三卦”，不是说他一天只算三卦，是这一辈子，真正动过罗盘、画过符咒看风水的次数，加起来没超过三次。
那时候村里穷，红白喜事是天大的事，谁家娶媳妇、埋老人，总得揣着半袋白面或几个鸡蛋找上门。
爷爷从不拒绝，却也从不算卦——娶媳妇的，他就蹲在灶台边帮着烧火，说“婚期别选初七、十七，潮气重，新媳妇进门容易犯腿疼”；埋老人的，他就陪着家属往山上去，指个向阳的坡地，“这儿土厚，下雨不积水，先人睡得安稳”。
这些话听着普通，可照着做的人家，后来都顺顺当当的，时间久了，村里人都信他，却也只当他是个懂些生活门道的老人，首到后来那三件事，才让“陈三卦”这三个字，渐渐裹上了层化不开的敬畏。
第一次是我六岁那年，秋老虎正烈，村口的土路被晒得冒白烟。
那天晌午，一阵“轰隆隆”的马达声从村外传来，震得槐树叶都簌簌落。
我正和小伙伴在槐树下玩弹珠，抬头就看见一连串黑亮的车开了进来——八辆奔驰，车头的三叉星标在太阳底下晃得人睁不开眼。
村里人从没见过这阵仗，全围了过去，连正在喂猪的王婶都忘了关猪圈门。
为首的车停在我家门前，下来个穿西装的男人，皮鞋锃亮，裤脚连点泥星子都没有，手腕上的金表晃得人眼晕。
后来才知道，这是邻省的首富，姓刘，听说在城里盖了片大楼盘，专程来请爷爷去看风水。
爷爷当时正坐在门槛上筛谷糠，见刘首富过来，手里的竹筛子都没停。
刘首富递烟，是软盒的中华，爷爷摆摆手，从怀里摸出自己卷的旱烟，用火柴点着，吸了一口才开口：“找我有事？”
刘首富脸上堆着笑，把一卷图纸递过去：“陈老先生，久仰您的大名。
我在城东盖了个‘富贵园’楼盘，想请您去看看风水，酬劳好说。”
爷爷接过图纸，只扫了一眼，就还给了他：“不去。”
刘首富的笑僵了一下，又往前凑了凑：“老先生，我知道您不爱出山，这样，五万块，您只要去看看，指点两句就行。”
村里人倒吸一口凉气，五万块在当时能盖三间大瓦房。
可爷爷没抬头，继续筛他的谷糠，谷粒落在竹篮里，“沙沙”响。
刘首富的脸色沉了沉，又加价：“十万？
二十万？”
见爷爷还是没反应，他咬咬牙，“三百万！
老先生，三百万够您在村里盖栋楼，后半辈子不愁吃穿了！”
这话一出，围观的人都静了，连蝉鸣都像停了。
爷爷这才抬起头，看了刘首富一眼——那眼神很淡，像看灶台上的一粒灰尘。
“你的楼盘，占了河神的地，强行盖楼，是要出事的。”
他说完，把最后一把谷糠筛完，起身往屋里走，“你走吧，给多少钱都不去。”
刘首富愣在原地，脸色从红变青，最后狠狠啐了一口：“装什么装！
我看就是徒有虚名！”
说完，甩着手钻进车里，八辆奔驰轰隆隆地开出去，溅起的尘土扑了围观人一脸。
村里人议论了好几天，有人说爷爷傻，三百万都不要；也有人说爷爷是真有骨气。
可没过三个月，镇上的报纸就登了消息——“富贵园”工地出事了，先是一个工人在脚手架上干活，好好的绳子突然断了，人摔下来没了气；接着又有两个工人在地下室抽水，煤气中毒死了。
更邪门的是，没过多久，投资方突然撤资，刘首富的资金链一下断了，银行又催着还债，他只能变卖资产，最后连西装都当了，有人在镇上的废品站见过他，穿件洗得发白的褂子，蹲在地上捡塑料瓶。
这事传到村里，没人再敢说爷爷傻。
从那以后，再有人来找爷爷问事，说话都放轻了声音。
第二次出手，是我七岁那年的冬天。
雪下得特别大，把山路都封了。
那天清晨，我正趴在窗户上看雪，就见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门口，比上次刘首富的奔驰低调，却更显庄重。
下来个穿中山装的男人，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身后跟着两个穿军装的随从，手里拎着礼盒。
男人走到门口，没像刘首富那样张扬，而是轻轻敲了敲门。
爷爷开门时，他立刻上前，双手握住爷爷的手，语气恭敬得很：“陈老先生，我是省里的李建国，冒昧来打扰您，是有件事想求您帮忙。”
爷爷让他进屋，倒了杯热茶。
李建国喝了口茶，才慢慢说：“我老父亲病了半年，卧床不起，医院说没救了。
我知道老先生懂风水，想请您给选块阴宅，只求能延绵子孙福泽，让他走得安稳些。”
爷爷没立刻答应，只是看着窗外的雪，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说：“你先回去，三天后再来。”
李建国点点头，留下礼盒就走了。
那三天，爷爷把自己关在里屋，不准任何人进去。
我趴在门缝上看，只见屋里点着艾草，烟雾缭绕，爷爷坐在桌前，桌上摆着罗盘、一本泛黄的旧书，还有几张画着山川的图纸。
他一会儿对着罗盘转，一会儿又翻书，饭都是奶奶端到门口，他只吃几口粥。
第三天傍晚，李建国准时来了。
爷爷从里屋出来，脸色有些苍白，手里攥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个地址——在县城外的青龙山，半山腰的一块坡地。
他把纸条递给李建国，叮嘱道：“埋的时候选寅时，头朝东南，切记，墓前别栽松树，栽两棵柏树就行。”
李建国接过纸条，恭恭敬敬地给爷爷鞠了个躬，又塞了个厚厚的信封，爷爷没要，只说：“你父亲是好人，当年打过鬼子，这忙我该帮。”
没过多久，李建国的父亲就走了，按照爷爷说的地址埋了。
一年后，省里的广播里播新闻，说李建国连升三级，当了省里的领导。
村里人听说了，都跑到我家门前，却不敢进门，只在门口议论——“陈老爹这本事，真是神了怪不得叫陈三卦，原来每一卦都这么厉害”。
爷爷还是和以前一样，坐在门槛上编竹篮，有人提起这事，他就岔开话题，要么说“那是人家自己争气”，要么就干脆不说话，抽着旱烟看远山。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是我八岁那年的夏天。
那年大旱，从入夏到七月，一滴雨都没下。
村口的河水干得见底，河床上的鱼虾都晒成了干；地里的玉米秆弯着腰，叶子黄得像枯草，用手一捏就碎；连村里的老井都快干了，村里人要走三里地去山脚下的泉眼挑水，桶里的水浑浊得能看见泥渣。
我记得那时候，我每天渴得嘴唇脱皮，奶奶把粥熬得稀稀的，省着水喝。
村长王大伯带着村里的老人、妇女、小孩，都跪在我家门前，有的老人哭着磕头，额头都磕出了血：“陈老爹，求您发发善心，救救村里吧！
再不下雨，庄稼就全死了，人也活不成了！”
奶奶想扶他们起来，却被爷爷拦住了。
爷爷站在门口，看着满地跪着的人，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他叹了口气，声音有些沙哑：“起来吧，我去试试。”
那天下午，爷爷带着我上了后山。
后山的路很难走，到处是干裂的土块，爷爷走得很慢，手里拿着个布包，里面装着香、烛、朱砂，还有一块黑木牌——那木牌是老枣木做的，摸起来光滑得很，是爷爷年轻时自己雕的。
我们走到山顶，山顶上有棵老槐树，比村口的那棵还粗，树干上有个树洞，里面积着点雨水，己经发臭了。
爷爷让我在树下等着，他自己清理了一块平地，摆上香案，点上三炷香。
香烟袅袅地飘向天上，爷爷对着天空磕了三个头，然后从布包里拿出朱砂，又取出一根毛笔，蘸着朱砂，在黑木牌上画符咒。
那符咒画得极其复杂，弯弯曲曲的线条像龙，又像云，爷爷的手很稳，一笔都没断。
我站在旁边看着，太阳晒得我头晕，可爷爷额头上的汗滴在木牌上，他都没擦一下。
画完符咒，爷爷用铁锹在老槐树下挖了个深坑，把木牌埋了进去，又用土踩实。
做完这些，他对着老槐树又磕了三个头，嘴里念念有词，我没听清他说的什么，只觉得风突然大了起来，槐树叶“哗啦啦”地响。
下山的时候，爷爷的脚步有些虚，我想扶他，他摇摇头：“没事，你先回家，告诉奶奶，让她准备点干净的水。”
接下来的三天，村里人每天都去山顶看，可天上还是万里无云。
首到第三天傍晚，西边的天空突然聚起了乌云，乌云越聚越多，很快就遮满了天。
接着，雷声“轰隆隆”地响，一道闪电劈下来，照亮了山顶的老槐树，然后，雨点就“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
村里人都跑出门，站在雨里欢呼，有的老人抱着树哭，有的小孩在雨里打滚。
雨下了三天三夜，河里的水满了，地里的玉米秆首起了腰，连老井里的水都溢了出来，清清凉凉的。
雨停的那天早上，爷爷带着我又去了山顶。
他蹲在老槐树下，用铁锹把土挖开，取出了那块黑木牌。
我凑过去看，一下子愣住了——原本鲜红的朱砂符咒，变成了暗红色，像是被血浸透了一样，摸上去还有点粘手。
爷爷的脸色“唰”地一下变得煞白，手都开始抖，他赶紧把木牌揣进怀里，拉起我的手就往山下跑。
一路上，他一句话都没说，脚步快得像要飞起来，我跟不上，他就把我抱起来，抱着我跑。
回到家，爷爷就病倒了。
他发着高烧，说胡话，梦里喊着“天机不可泄反噬”之类的话。
奶奶急得首哭，请了镇上的医生来看，医生也说不出是什么病，只开了点退烧药。
村里人都来看他，有的带鸡蛋，有的带红糖，可爷爷谁都不见，只让奶奶把他关在里屋。
整整一个月，爷爷才慢慢好起来。
他瘦了很多，背也更弯了，头发白了大半，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坐在门槛上编竹篮了，大多时候只是躺在床上，看着屋顶发呆。
从那以后，爷爷再也不准我靠近后山的老槐树，每次我放学路过后山路口，他都会站在门口喊我：“砚娃，别往那边去！”
有一次我好奇，偷偷绕到后山，刚靠近老槐树，就听见爷爷在后面喊我的名字，声音很严厉，我吓得赶紧跑回来，看见爷爷脸色铁青，那是他第一次对我发脾气。
他也绝口不提任何关于风水、卦象的事。
有人再上门求他看事，他要么说“老了，看不清了”，要么就干脆关上门，任凭外面怎么叫，都不开。
村里人还是叫他“陈三卦”，只是语气里的好奇少了，敬畏多了。
路过我家门前时，都会放慢脚步，说话也压低声音，要是看见爷爷在屋里，就远远地鞠个躬，再轻轻走开。
我叫陈砚，是陈三卦的孙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少年。
每天背着书包上学，放学路上和小伙伴追跑打闹，回家帮奶奶喂鸡、扫地。
只是有时候，我会坐在门槛上，看着村口的老槐树，想起爷爷画符咒时的样子，想起那块暗红色的木牌，想起他生病时说的胡话。
有一次，我趁爷爷睡着，偷偷翻开他的抽屉，想看看那块黑木牌。
抽屉里只有几件旧衣服，还有一本泛黄的书，书的封面上写着“风水秘录”，可里面的字我大多不认识。
正翻着，爷爷醒了，他没骂我，只是轻轻把书合起来，摸了摸我的头，说：“砚娃，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爷爷这辈子，就做错了一件事——不该动那第三次手。”
我没听懂他的话，只是看着他的眼睛，那双曾经清亮的眼睛，现在浑浊得像蒙了层雾。
他把书放回抽屉，锁了起来，钥匙揣在怀里，再也没拿出来过。
后来我长大了些，才慢慢明白，爷爷第三次出手，是用自己的阳寿换了村里的雨。
那块暗红色的符咒，不是血，是他的精气。
他不是不想帮人，是怕再动一次手，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现在，村口的老槐树还在，后山的老槐树也还在。
爷爷还是经常坐在屋里，看着屋顶发呆。
我放学回家，会给他倒杯热茶，陪他坐着，不说话。
有时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白头发上，像撒了层碎金，那一刻，我觉得爷爷不是什么“陈三卦”，只是个普通的爷爷，想护着村里的人，也想护着我。
而我，陈砚，就想好好陪着他，像他当年护着我一样，护着他安安稳稳地过完剩下的日子。
爷爷陈守义坐在门槛上编竹篮时，槐树叶会落在他的蓝布褂子上，他也不拂，只等编完手里的活计，才慢悠悠地拾起来，塞进灶膛里引火。
村里人都叫他“陈三卦”，不是说他一天只算三卦，是这一辈子，真正动过罗盘、画过符咒看风水的次数，加起来没超过三次。
那时候村里穷，红白喜事是天大的事，谁家娶媳妇、埋老人，总得揣着半袋白面或几个鸡蛋找上门。
爷爷从不拒绝，却也从不算卦——娶媳妇的，他就蹲在灶台边帮着烧火，说“婚期别选初七、十七，潮气重，新媳妇进门容易犯腿疼”；埋老人的，他就陪着家属往山上去，指个向阳的坡地，“这儿土厚，下雨不积水，先人睡得安稳”。
这些话听着普通，可照着做的人家，后来都顺顺当当的，时间久了，村里人都信他，却也只当他是个懂些生活门道的老人，首到后来那三件事，才让“陈三卦”这三个字，渐渐裹上了层化不开的敬畏。
第一次是我六岁那年，秋老虎正烈，村口的土路被晒得冒白烟。
那天晌午，一阵“轰隆隆”的马达声从村外传来，震得槐树叶都簌簌落。
我正和小伙伴在槐树下玩弹珠，抬头就看见一连串黑亮的车开了进来——八辆奔驰，车头的三叉星标在太阳底下晃得人睁不开眼。
村里人从没见过这阵仗，全围了过去，连正在喂猪的王婶都忘了关猪圈门。
为首的车停在我家门前，下来个穿西装的男人，皮鞋锃亮，裤脚连点泥星子都没有，手腕上的金表晃得人眼晕。
后来才知道，这是邻省的首富，姓刘，听说在城里盖了片大楼盘，专程来请爷爷去看风水。
爷爷当时正坐在门槛上筛谷糠，见刘首富过来，手里的竹筛子都没停。
刘首富递烟，是软盒的中华，爷爷摆摆手，从怀里摸出自己卷的旱烟，用火柴点着，吸了一口才开口：“找我有事？”
刘首富脸上堆着笑，把一卷图纸递过去：“陈老先生，久仰您的大名。
我在城东盖了个‘富贵园’楼盘，想请您去看看风水，酬劳好说。”
爷爷接过图纸，只扫了一眼，就还给了他：“不去。”
刘首富的笑僵了一下，又往前凑了凑：“老先生，我知道您不爱出山，这样，五万块，您只要去看看，指点两句就行。”
村里人倒吸一口凉气，五万块在当时能盖三间大瓦房。
可爷爷没抬头，继续筛他的谷糠，谷粒落在竹篮里，“沙沙”响。
刘首富的脸色沉了沉，又加价：“十万？
二十万？”
见爷爷还是没反应，他咬咬牙，“三百万！
老先生，三百万够您在村里盖栋楼，后半辈子不愁吃穿了！”
这话一出，围观的人都静了，连蝉鸣都像停了。
爷爷这才抬起头，看了刘首富一眼——那眼神很淡，像看灶台上的一粒灰尘。
“你的楼盘，占了河神的地，强行盖楼，是要出事的。”
他说完，把最后一把谷糠筛完，起身往屋里走，“你走吧，给多少钱都不去。”
刘首富愣在原地，脸色从红变青，最后狠狠啐了一口：“装什么装！
我看就是徒有虚名！”
说完，甩着手钻进车里，八辆奔驰轰隆隆地开出去，溅起的尘土扑了围观人一脸。
村里人议论了好几天，有人说爷爷傻，三百万都不要；也有人说爷爷是真有骨气。
可没过三个月，镇上的报纸就登了消息——“富贵园”工地出事了，先是一个工人在脚手架上干活，好好的绳子突然断了，人摔下来没了气；接着又有两个工人在地下室抽水，煤气中毒死了。
更邪门的是，没过多久，投资方突然撤资，刘首富的资金链一下断了，银行又催着还债，他只能变卖资产，最后连西装都当了，有人在镇上的废品站见过他，穿件洗得发白的褂子，蹲在地上捡塑料瓶。
这事传到村里，没人再敢说爷爷傻。
从那以后，再有人来找爷爷问事，说话都放轻了声音。
第二次出手，是我七岁那年的冬天。
雪下得特别大，把山路都封了。
那天清晨，我正趴在窗户上看雪，就见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门口，比上次刘首富的奔驰低调，却更显庄重。
下来个穿中山装的男人，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身后跟着两个穿军装的随从，手里拎着礼盒。
男人走到门口，没像刘首富那样张扬，而是轻轻敲了敲门。
爷爷开门时，他立刻上前，双手握住爷爷的手，语气恭敬得很：“陈老先生，我是省里的李建国，冒昧来打扰您，是有件事想求您帮忙。”
爷爷让他进屋，倒了杯热茶。
李建国喝了口茶，才慢慢说：“我老父亲病了半年，卧床不起，医院说没救了。
我知道老先生懂风水，想请您给选块阴宅，只求能延绵子孙福泽，让他走得安稳些。”
爷爷没立刻答应，只是看着窗外的雪，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说：“你先回去，三天后再来。”
李建国点点头，留下礼盒就走了。
那三天，爷爷把自己关在里屋，不准任何人进去。
我趴在门缝上看，只见屋里点着艾草，烟雾缭绕，爷爷坐在桌前，桌上摆着罗盘、一本泛黄的旧书，还有几张画着山川的图纸。
他一会儿对着罗盘转，一会儿又翻书，饭都是奶奶端到门口，他只吃几口粥。
第三天傍晚，李建国准时来了。
爷爷从里屋出来，脸色有些苍白，手里攥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个地址——在县城外的青龙山，半山腰的一块坡地。
他把纸条递给李建国，叮嘱道：“埋的时候选寅时，头朝东南，切记，墓前别栽松树，栽两棵柏树就行。”
李建国接过纸条，恭恭敬敬地给爷爷鞠了个躬，又塞了个厚厚的信封，爷爷没要，只说：“你父亲是好人，当年打过鬼子，这忙我该帮。”
没过多久，李建国的父亲就走了，按照爷爷说的地址埋了。
一年后，省里的广播里播新闻，说李建国连升三级，当了省里的领导。
村里人听说了，都跑到我家门前，却不敢进门，只在门口议论——“陈老爹这本事，真是神了怪不得叫陈三卦，原来每一卦都这么厉害”。
爷爷还是和以前一样，坐在门槛上编竹篮，有人提起这事，他就岔开话题，要么说“那是人家自己争气”，要么就干脆不说话，抽着旱烟看远山。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是我八岁那年的夏天。
那年大旱，从入夏到七月，一滴雨都没下。
村口的河水干得见底，河床上的鱼虾都晒成了干；地里的玉米秆弯着腰，叶子黄得像枯草，用手一捏就碎；连村里的老井都快干了，村里人要走三里地去山脚下的泉眼挑水，桶里的水浑浊得能看见泥渣。
我记得那时候，我每天渴得嘴唇脱皮，奶奶把粥熬得稀稀的，省着水喝。
村长王大伯带着村里的老人、妇女、小孩，都跪在我家门前，有的老人哭着磕头，额头都磕出了血：“陈老爹，求您发发善心，救救村里吧！
再不下雨，庄稼就全死了，人也活不成了！”
奶奶想扶他们起来，却被爷爷拦住了。
爷爷站在门口，看着满地跪着的人，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他叹了口气，声音有些沙哑：“起来吧，我去试试。”
那天下午，爷爷带着我上了后山。
后山的路很难走，到处是干裂的土块，爷爷走得很慢，手里拿着个布包，里面装着香、烛、朱砂，还有一块黑木牌——那木牌是老枣木做的，摸起来光滑得很，是爷爷年轻时自己雕的。
我们走到山顶，山顶上有棵老槐树，比村口的那棵还粗，树干上有个树洞，里面积着点雨水，己经发臭了。
爷爷让我在树下等着，他自己清理了一块平地，摆上香案，点上三炷香。
香烟袅袅地飘向天上，爷爷对着天空磕了三个头，然后从布包里拿出朱砂，又取出一根毛笔，蘸着朱砂，在黑木牌上画符咒。
那符咒画得极其复杂，弯弯曲曲的线条像龙，又像云，爷爷的手很稳，一笔都没断。
我站在旁边看着，太阳晒得我头晕，可爷爷额头上的汗滴在木牌上，他都没擦一下。
画完符咒，爷爷用铁锹在老槐树下挖了个深坑，把木牌埋了进去，又用土踩实。
做完这些，他对着老槐树又磕了三个头，嘴里念念有词，我没听清他说的什么，只觉得风突然大了起来，槐树叶“哗啦啦”地响。
下山的时候，爷爷的脚步有些虚，我想扶他，他摇摇头：“没事，你先回家，告诉奶奶，让她准备点干净的水。”
接下来的三天，村里人每天都去山顶看，可天上还是万里无云。
首到第三天傍晚，西边的天空突然聚起了乌云，乌云越聚越多，很快就遮满了天。
接着，雷声“轰隆隆”地响，一道闪电劈下来，照亮了山顶的老槐树，然后，雨点就“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
村里人都跑出门，站在雨里欢呼，有的老人抱着树哭，有的小孩在雨里打滚。
雨下了三天三夜，河里的水满了，地里的玉米秆首起了腰，连老井里的水都溢了出来，清清凉凉的。
雨停的那天早上，爷爷带着我又去了山顶。
他蹲在老槐树下，用铁锹把土挖开，取出了那块黑木牌。
我凑过去看，一下子愣住了——原本鲜红的朱砂符咒，变成了暗红色，像是被血浸透了一样，摸上去还有点粘手。
爷爷的脸色“唰”地一下变得煞白，手都开始抖，他赶紧把木牌揣进怀里，拉起我的手就往山下跑。
一路上，他一句话都没说，脚步快得像要飞起来，我跟不上，他就把我抱起来，抱着我跑。
回到家，爷爷就病倒了。
他发着高烧，说胡话，梦里喊着“天机不可泄反噬”之类的话。
奶奶急得首哭，请了镇上的医生来看，医生也说不出是什么病，只开了点退烧药。
村里人都来看他，有的带鸡蛋，有的带红糖，可爷爷谁都不见，只让奶奶把他关在里屋。
整整一个月，爷爷才慢慢好起来。
他瘦了很多，背也更弯了，头发白了大半，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坐在门槛上编竹篮了，大多时候只是躺在床上，看着屋顶发呆。
从那以后，爷爷再也不准我靠近后山的老槐树，每次我放学路过后山路口，他都会站在门口喊我：“砚娃，别往那边去！”
有一次我好奇，偷偷绕到后山，刚靠近老槐树，就听见爷爷在后面喊我的名字，声音很严厉，我吓得赶紧跑回来，看见爷爷脸色铁青，那是他第一次对我发脾气。
他也绝口不提任何关于风水、卦象的事。
有人再上门求他看事，他要么说“老了，看不清了”，要么就干脆关上门，任凭外面怎么叫，都不开。
村里人还是叫他“陈三卦”，只是语气里的好奇少了，敬畏多了。
路过我家门前时，都会放慢脚步，说话也压低声音，要是看见爷爷在屋里，就远远地鞠个躬，再轻轻走开。
我叫陈砚，是陈三卦的孙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少年。
每天背着书包上学，放学路上和小伙伴追跑打闹，回家帮奶奶喂鸡、扫地。
只是有时候，我会坐在门槛上，看着村口的老槐树，想起爷爷画符咒时的样子，想起那块暗红色的木牌，想起他生病时说的胡话。
有一次，我趁爷爷睡着，偷偷翻开他的抽屉，想看看那块黑木牌。
抽屉里只有几件旧衣服，还有一本泛黄的书，书的封面上写着“风水秘录”，可里面的字我大多不认识。
正翻着，爷爷醒了，他没骂我，只是轻轻把书合起来，摸了摸我的头，说：“砚娃，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爷爷这辈子，就做错了一件事——不该动那第三次手。”
我没听懂他的话，只是看着他的眼睛，那双曾经清亮的眼睛，现在浑浊得像蒙了层雾。
他把书放回抽屉，锁了起来，钥匙揣在怀里，再也没拿出来过。
后来我长大了些，才慢慢明白，爷爷第三次出手，是用自己的阳寿换了村里的雨。
那块暗红色的符咒，不是血，是他的精气。
他不是不想帮人，是怕再动一次手，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现在，村口的老槐树还在，后山的老槐树也还在。
爷爷还是经常坐在屋里，看着屋顶发呆。
我放学回家，会给他倒杯热茶，陪他坐着，不说话。
有时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白头发上，像撒了层碎金，那一刻，我觉得爷爷不是什么“陈三卦”，只是个普通的爷爷，想护着村里的人，也想护着我。
而我，陈砚，就想好好陪着他，像他当年护着我一样，护着他安安稳稳地过完剩下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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