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大约三十出头，身形瘦削，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裳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脸上有几道很深的皱纹，像是被岁月的犁铧耕过。
她走路时低着头，不和人对视，像一只受惊的鹌鹑。
但当她抬起眼，看向陈默时，那双藏在阴影里的眼睛，却透着一股子被逼到绝境的狠劲。
“陈会计，”她把篮子放在队部的门槛上，声音沙哑，“我想……把这鸡蛋卖了。”
陈默刚送走一个来报工分的社员。
他看了一眼篮子里的鸡蛋，个个都挺大，蛋壳上还沾着些许草屑。
在如今这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鸡蛋是硬通货。
“你自己去供销社卖吧，”陈默说，“队部不管这个。”
“我去过了。”
张桂兰的头垂得更低了，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他们说，今年的收购价降了，还说我的鸡蛋不新鲜……”陈默皱起了眉。
收购价降了是事实，但“不新鲜”这个理由，听着就像是找茬。
他站起身，跟着张桂兰走出了队部。
供销社就在村中心的老槐树下。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穿着蓝色工服的年轻人，嘴里叼着根牙签，正百无聊赖地修着指甲。
张桂兰把篮子递过去，那年轻人连看都没看，就挥了挥手。
“不行，你这个价，我们要不了。”
“同志，”张桂兰的声音带着哀求，“我这是下蛋的鸡下的，一个个都……我说了不行就不行，”年轻人不耐烦地打断她，“规定就是这样。
要么按这个价卖，要么拿走。
下一个！”
周围的社员都停下了手里的事，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没人上前说话，连同情的眼神都吝于给予。
在这个地方，当众的争执是会招来麻烦的。
张桂兰的手悬在篮子上方，微微颤抖。
她看着那个年轻人，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最终却什么也没说。
她慢慢地、一粒一粒地，从篮子里拿出那些鸡蛋，放在满是尘土的柜台上。
“给你，都给你，算我喂了狗。”
她喃喃地说，声音里没有哭腔，只有一种死寂的绝望。
她把鸡蛋往柜台上一推，转身就走。
那篮子鸡蛋，在柜台上滚得到处都是，有几个己经摔破了，蛋黄蛋清糊了一地，像一滩滩凝固的血泪。
陈默再也忍不住了。
他冲过去，扶住摇摇欲坠的张桂兰。
“桂兰大嫂，你这是干什么？”
张桂兰靠在他身上，身体抖得像秋风里的树叶。
她猛地推开陈默，从口袋里摸出一卷用手搓成的、用麻秆做的烟卷，叼在嘴上，却没火。
她蹲在地上，用袖子擦了擦脸，然后开始一颗一颗地，把地上的破鸡蛋往围裙上拢。
“不关你的事，”她低着头，声音闷闷的，“都怨我命贱。”
陈默没再劝。
他知道，任何安慰在这里都是苍白的。
他转身走到那个年轻人面前，压低了声音，但语气不容置疑：“同志，这鸡蛋，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
按照国家牌价。”
年轻人斜睨了他一眼：“你谁啊？
敢管闲事？”
“我是队里的会计，陈默。”
陈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今天这事，我记下来了。
什么时候，你觉得可以按规定办事了，我再来处理。”
说完，他也不看年轻人变色的脸，径首走到张桂兰身边，把她扶起来。
“大嫂，我们走。”
一路无话。
回到张桂兰那间西处漏风的土坯房，她把那堆沾着土和草的鸡蛋在炕上摆开，一个个地检查。
大部分都还好，只是脏了。
她把它们重新放进篮子，用旧布擦了又擦。
“陈会计，谢谢你。”
她第一次抬起头，认真地看他，“但你不用管我。
我这样的人，习惯了。”
“为什么？”
陈默问，“为什么收购员要故意刁难你？”
张桂兰沉默了很久，才吐出一口烟圈。
“我男人的事，你知道吗？”
陈默摇了摇头。
“他是在朝鲜战场上死的，志愿军。
给国家尽了忠，可回来就剩下个烈属的名头。”
她拿起烟卷，用火柴点燃，深深吸了一口，“队里照顾过两年，后来……就没人管了。
儿子去年得了场大病，花光了积蓄，还欠了债。
我就想卖点鸡蛋，换点盐巴和灯油钱，结果……”她的烟卷烧到了手指，她却浑然不觉。
陈默这才注意到，她那看似普通的烟卷，其实根本没有烟丝，芯子是麻秆做的，烧起来一股呛人的焦糊味。
“我男人的抚恤金，还有他留下的那枚勋章，都换成了我儿子的救命药。”
她自嘲地笑了笑，烟灰簌簌地掉在炕席上，“现在，我连去卖个鸡蛋都不行。
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陈默的心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
他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她不是在哭诉，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一个被时代和命运碾得粉碎的事实。
她的绝望，不像王二柱那样源于贪婪和恐惧，而是源于彻底的无力感和被抛弃感。
临走时，陈默把兜里所有的钱都掏给了她，那是他当会计和教师加起来，半个月的津贴。
“去买点米和盐吧。”
他说。
张桂兰没推辞，默默地收下了。
她送到门口，看着陈默的背影消失在巷口，然后关上门。
不一会儿，屋里传来压抑的、撕心裂肺的咳嗽声。
陈默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堵得难受。
他想起部队里学的战术原则：要打击敌人，首先要找到他的弱点。
可面对这种渗透在生活每一个角落的、无形的压迫，你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下手的靶子。
他抬头看了看天，天还是那样的天。
只是今天，他觉得连风里都带着一股鸡蛋的腥气和麻秆的焦糊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