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素心去世后的第四十九天，简宁终于推开了那间朝北的卧室门。
灰尘在斜照进来的光线里打转，像是被惊扰的魂灵。床头柜上，
几只棕色药瓶和沉默的卫兵似的，保持着母亲最后一次服药时的排列。一只白色搪瓷缸子，
印着一圈浅红色的、已经干涸的唇印——母亲在最后的病痛里也坚持每日把自己收拾的妥帖。
简宁在门边上站了一会，仿佛等待某个来自虚空的许可。“宁儿，要不我来收拾？
”父亲李为民在身后说，他手里的卷烟已经烧到指节，却浑然不觉。“不用，我自己来。
”简宁迈了进去。抽屉里是用了一半多的雪花膏，
叠得方正的手帕、一把断了齿的木梳、一本1973年版的《赤脚医生手册》，书角卷曲，
书页泛黄。简宁一件件取出来，手指触到抽屉底板时，感觉到了微妙的松动。轻轻一掀，
底下躺着一摞用牛皮色油布包好的信。最上面一封的邮戳已经模糊，
只能辨认出“云城”二字。落款处写着“陈守拙”，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信纸发脆，
轻轻一抖就会落下时间的碎屑。“素心同志：见字如面。
昨夜梦见你还在文化站的阁楼上整理书籍，背影清瘦，辫子乌黑。醒来听见梧桐叶落，
方知已是三十年...”简宁坐在地上，一口气读了十几封。这些信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
雷打不动，几乎贯穿了母亲的大半生。从邮戳和内容看，早期的信很密集，
但中间有明显的断层，丢失了很多，兴许是多次搬家迁徙时遗落了。
最早的信里还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革命腔调，渐渐内容变成了平和从容的生活交流，
偶尔谈及读书、翻译、对生命和岁月的感悟。
最后一封是去年冬天写的：“素心：得知你病了，夜不能寐。
想起那年冬天你说要译里尔克的《秋日》，我说这诗太苍凉，你却说苍凉才是人生的底色。
如今我们都到了落叶归根的年纪，
白你当年的慧眼...”母亲在简宁心中一直是温顺的妻子、尽责甚至有时略显琐碎的母亲，
像大多数那个年代的女人一样，把自我压缩成家庭背景里最不起眼的部分。
可这些来自陈守拙的信，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往密室的门。
而门后的简素心会热烈讨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会为一句信达雅的翻译争执到深夜，
会在信纸边缘用纤细的笔触画下细密的梧桐叶脉。几乎打败了简宁对母亲的全部认知。
晚饭时，李为民做了简素心生前常烧的萝卜汤。简宁看着父亲佝偻的背，
他专注的、几乎是一粒一粒地吃着饭，花白的头发在灯光下格外刺眼。她犹豫了很久，
还是开了口：“爸，您还记得……一个叫陈守拙的人吗？”“哐当”一生，
李为民手中的汤勺掉在了碗里，碰在碗底，发出清脆的声响。他虽然快速又拿到了手中，
但简宁还是看见他喉结滑动了一下。李为民握着勺子的手，指节有些发白。
“好像是你妈当年插队时的朋友。”他低着头，用勺子慢慢搅动着碗里的汤，
仿佛那汤里面有什么值得深究的东西，“怎么问起这个？”“没什么。”简宁垂下眼睑，
“就是整理妈的东西时，看到了这个名字。”李为民“哦”了一声，没再说话。
饭后他坐在门槛上卷烟，火柴划了三次才着。简宁想起小时候，母亲总在灯下写信，
说是给远方的表姨。现在想来，她只是在草稿上反复誊写，又都最后都烧在了煤炉里，
但是从这些回信看，还是寄出去了一些。那些信，化作一缕青烟，跨越千山万水，
抵达了那个叫做“云城梧桐街74号”的地方。第二天一早，简宁对父亲说，想出去散散心，
她没有说具体要去哪儿，李为民也没有追问。他只是煮了几个鸡蛋，
塞了一瓶水在简宁的背包里，叮嘱了一句，“早点回来。”简宁就这样踏上了去云城的火车。
前往云城的火车是那种老式的绿皮车，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浑浊得像一锅熬过头的粥。
简宁靠着车窗坐下，列车开动后，她便从背包里拿出来那摞信。
绿皮火车驶过田野、村庄和隧道，简宁在车厢的晃动中，细细的把信又读了一遍。
陈守拙的信里，有一种异常克制却又能被清晰感知的深情，像一条埋埋藏在地底深处的暗河，
你看不见它的奔流，却能听见它沉闷而执着的回响。他提及过“如果那天，我不顾一切，
跟你一起回城，结局是否会有不同？”；他也知道简宁的存在，在信里写道，
“你女儿想必长得像你，眉眼间定有你的风采。
”似乎对简宁的成长、升学、工作都了然于心。
而母亲在其中的形象越来越陌生——她会因为读了一本禁书而像个孩子一般兴奋地与他分享，
会偷偷翻译外国诗歌，还会在给女儿喂奶的深夜，在灯下写下对生命诞生与责任的思考。
云城是一座小山城，梧桐街是沿着山坡蜿蜒而上的一条小街，
两旁是一些有些年头的法式洋房。74号是一家旧书店，木质招牌上，
用遒劲的字体刻着“守拙书斋”四个字。推开门，门楣上的铜质风铃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书店里，光线昏黄，弥漫着旧纸张和油墨特有的馨香。高高的书架直抵天花板，
每个格子都密密麻麻塞满了书。一个白发老人正背对着门口，踩在一架木梯上，
在高处整理着书籍。他穿着洗得发白但格外熨贴的深蓝色中山装，背挺得笔直。“稍等，
这就好。”老人说着，小心地从梯子上下来。当他转过身，
简宁愣住了——时间似乎格外宽待这双眼睛，清澈得还能看见年轻时的影子。
“你是素心的女儿。”老人端详着她，语气平静而肯定，这不是疑问句。“您怎么知道？
”“你的眉眼神情，和她年轻时一模一样。”老人微笑，“我是陈守拙。
你母亲...她还好吗？”“她去世了。”陈守拙的表情凝固了一瞬，沉默了一会，
然后缓缓点头：“这样啊。她最后...走得痛苦吗？”“不太痛苦，就是记性越来越差，
到最后连我都不认识了。”“也好……也好，忘了，或许也是一种福气。”陈守拙喃喃着，
转过身去，走向角落里一个小茶几，准备泡茶。简宁注意到，他提起热水壶的手微微颤抖。
窗户对着后院，那里有棵巨大的梧桐树，叶子正黄得灿烂。陈守拙说，
这树是他和简素心当年一起栽的。他引着简宁坐下，把热茶放在桌上，自己也坐下，
目光望着那棵梧桐树，仿佛陷入了悠远的回忆。“我们那时候都在云城插队，文化站缺人，
就到处找会外文的知青。你母亲俄文好，我是懂点英文，我们被安排到文化站工作，
负责整理外国文献。”他望着树说，“那时候，年轻人没什么书可读，
我们就偷偷把那些书里面自己喜欢的篇章、诗歌抄下来，互相交换着看，还试着翻译，
互相较劲谁译得更好。”“那……为什么后来分开了呢？”“后来政策变了，
大家陆续调回城，”陈守拙端起茶杯，却没有喝，只是看着杯中的热气，
“她家里给安排了新工作，也……介绍了对象，就是你的父亲李为民同志 。
而我……我成分不好，父亲是右派，不能连累她。”简宁想起父母那张褪色的结婚照，
母亲穿着崭新的确良衬衫，笑容标准得像宣传画。原来那笑容背后，
藏着的是另一个故事的尾声。“你等一下。”陈守拙进屋去，不一会就取来一个铁皮盒子，
“这里，是你母亲这些年，写给我的所有回信，现在，是时候物归原主了。
”铁皮盒的最下面是一本手抄的诗集，扉页上写着：“致守拙：愿我们都有勇气成为少数者。
”回程的火车上，车窗外已是夜色四合，远方城镇的星星点点的灯火擦着列车背道而驰。
简宁打开那个铁皮盒子，里面，是母亲简素心的字迹。她读着母亲的回信。
在一封1985年的信里，母亲写道：“守拙：宁儿今天会叫妈妈了。我看着她的小脸，
忽然明白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拥有什么，而在于承担什么。你问我后不后悔，我想说，
每一种选择都有它的代价与荣光...”另一封1990年的信里，
她写道：“为民发现了我们的信。他没有吵闹，只是更沉默地抽烟。
第二天照常去买我爱吃的豆腐脑。这就是生活，守拙，它不完美，但足够真实。
”最后一封信写于确诊阿尔兹海默症后：“老朋友，我开始忘记事情了。
